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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02（第5页）

在《非国语》有关类似的评论中，柳宗元坚持以唯物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现象，包括事情的因果、国家的兴亡、人物的祸福，等等，反对把毫无关系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联系到一起并用以说明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反对以人们的言谈举止来判定人们的命运。

他把这些统统斥为类似巫史的无稽之谈。

这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现象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的联系，是有理论上的启发作用的。

（三）关于历史评价的标准问题。

《非国语》对一些史事和人物的评论，往往反映出柳宗元在历史评价上的独到的见解和他的历史评价的标准。

如《国语·晋语二》记：晋国大夫里克杀死奚齐、卓子以后，派屠岸夷至狄地请公子重耳返国，重耳要狐偃拿主意。

狐偃认为不可返国，说：“以丧得国，则必乐丧，乐丧必哀生。

因乱以人，则必喜乱，喜乱必怠德。”

后来秦穆公派公子絷至狄，也请重耳返回晋国，重耳还是要狐偃拿主意。

狐偃认为返国“不仁不信，将何以长利？”

于是重耳没有返国，其弟夷吾却返国，是为惠公。

柳宗元在《狐偃》篇就此事对狐偃作了评论，认为狐偃的主张是迂阔的。

后来“晋国不顺而多败，百姓之不蒙福”

，是狐偃失策所造成的。

在柳宗元看来，狐偃不仅犯了“国虚而不知人”

的错误，而且大讲乐、德、仁、信一类的空话，“徒为多言，无足采者”

。

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评价人物的标准：对于人物的言行，应以考察其实际效果为主，不能以仁、信一类的空话为根据。

在《获晋侯》篇，柳宗元认为秦穆公听信了公孙枝不杀晋惠公而以惠公太子为晋国人质，以控制晋国的主张[43]，是“弃至公之道而不知求”

，一心只想着分离惠公父子并从晋国得到一部分土地，是“舍大务小，违义从利也甚矣”

，过分看重了眼前的一点小利，没有从长远的霸业上考虑。

秦穆公倘能“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诸侯曰：‘吾讨恶而进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将达公道于天下。

’则天下诸侯无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严恭欣戴而霸秦矣”

。

这里，柳宗元又提出了一个评价人物的标准：评价政治人物，应以其是否认清全局的政治形势并有恰当的举措为主，不能以其是否能够获得一点眼前的利益为根据。

在《非国语》中，还可以看出柳宗元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往往以其是否“知变”

为重要标准之一。

如《命官》篇批评晋文公以旧姓掌近官、诸姬之良掌中官、异姓之能掌远官的用人政策[44]，提出用人应以“材”

不以“姓”

，而晋文公“不知变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

，可见其对策的浅薄。

《救饥》篇则嘲笑晋国大夫箕郑提出用“信”

来解救饥荒的主张[45]，“是道之常，非知变之权也”

。

道理很显然：“人之困在朝夕之内，而信之行在岁月之外”

。

以“信”

救饥，是远水不能解近渴，是政治上的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