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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02（第6页）

这两件事都讲到有关历史人物是否知“变”

的问题：前一个“变”

的范围大一些，是指对一种旧的制度的变革；后一个“变”

是指在具体问题上的应变能力。

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历史人物，不应忽视其是否能顺应历史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步骤，也不应忽视其是否能把“道之常”

与“变之权”

结合起来。

这一点启示，是值得重视的。

柳宗元在《董安于》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自沽”

和“谋国”

、个人和大局的关系，我以为也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标准。

董安于是晋国大夫赵简子的家臣，在晋国一次内乱而引起的下邑之役中，他立有战功。

赵简子要奖赏他，他说过去做了许多好事，主人都没有特别看重，这次像得了狂疾一样不顾生命危险去作战，主人就说要奖赏，这种奖赏不如不要。

他终于拒绝了赵简子对他的奖赏[46]。

针对这样一件小事，柳宗元评论道：

功之受赏也，可传继之道也。

君子虽不欲，亦必将受之。

今乃遁逃以自洁也[47]，则受赏者必耻。

受赏者耻，则立功者怠，国斯弱矣。

君子之为也，动以谋国。

吾固不悦董子之洁也。

其言若怼焉，则滋不可。

柳宗元认为，一个人不能为了“自洁”

而有功不受赏，以致造成“受赏者耻”

的舆论和风气，那样国家就要衰弱了。

因此他明确指出：“功之受赏也，可传继之道也。”

而“董子之洁”

是不值得称道的，因为他可能会造成一种消极的社会效果。

这里就涉及“自洁”

和“谋国”

、个人和大局孰轻孰重的问题了，也涉及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的关系问题。

在柳宗元看来，无疑应以“谋国”

和大局为主来评价历史人物言行的功过得失，而不应拘泥于董安于式的“自洁”

。

柳宗元在《非国语》中反映出来的历史评价的理论，具有鲜明的现实感。

这些评论，或表达了他的政治抱负，或借以讽喻时政，或启迪人们对是非的辨别，使人们在对历史的评价中受到教育。

（四）关于史家作史态度及书法问题。

《非国语》不仅在历史理论上和历史评价上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它们大多针对《国语》所记内容而发；而且在史学理论上也有广泛的涉及，它们大多针对《国语》作者而发。

这后一部分评论，仍然是从批评的角度来提出问题，所论则多关于史家作史态度及书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