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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02（第7页）

综观《非国语》在这方面的评论，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批评《国语》作者记事“迂诞”

，如《神降于莘》篇：“斯其为书也，不待片言而迂诞彰矣！”

《卜》篇：“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乃始迁就附益，以成其说，虽勿信之可也。”

等等。

这是指出《国语》作者有神论思想的危害，以致把“迂诞”

“神怪”

之事以及巫者之言用来附会人事，写入史书，这种记载是不可信的。

第二，批评《国语》作者把预言当作历史，并拼凑“证据”

，宣扬宿命论。

如柳宗元在《灭密》篇批评密国康公之母关于命数的谈话，而“左氏以灭密征之，无足取者”

。

《不藉》篇指出《国语》作者把“宣王不藉千亩”

跟后来“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联系起来，显然是附会之说：“败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属也？”

柳宗元甚至认为，所谓“战于千亩”

当是杜撰出来的，所以他写道：“又日‘战于千亩’者，吾益羞之”

。

作为史家，竟用附会的手法杜撰历史，这实在是一种耻辱。

《国语·晋语二》记了这样一件事：周襄王元年（前651年），齐桓公盟诸侯于癸丘。

晋献公将与会，途中遇到周王卿士宰孔。

宰孔先是挑拨齐、晋关系，阻止献公赴会；然后又对自己手下的人说：“晋侯（按：指献公）将死矣！

……今晋侯不量齐德之丰否，不度诸侯之势，释其闭修，而轻于行道，失其心矣。

君子失心，鲜不夭昏。”

《国语》作者在写了这一段话后接着写道：“是岁也，献公卒。”

柳宗元在《宰周公》篇中批评说：“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为书者又从而征之，其可取乎？”

这里说的“无足取者”

“吾益羞之”

“其可取乎”

等，都是批评《国语》作者把毫无根据的预言当作真实的历史看待，以至从历史记载上来“证明”

这些预言的不诬，这种作史态度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可耻的。

第三，批评《国语》作者把“后之好事者为之”

当作当时的历史写入史书。

如《葬恭世子》篇批评晋国国人歌谣和郭偃预言，说什么14年后重耳就可以回国图霸了，等等[48]，“是好事者追而为之，未必郭偃能征之也”

。

柳宗元认为，人们对于“政之善恶”

的议论，不是不可以写入史书，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利害得失，但是他反对把后来的“好事者”

的编造当作当时的历史加以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