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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02（第8页）

《乞食于野人》篇也是批评《国语》作者的这种书法：重耳在外流亡12年，一次乞食于野人，后者以土块与之，重耳大怒。

狐偃乃据此事预言12年后重耳可以得到这块土地[49]。

柳宗元明确指出：“是非子犯（狐偃）之言也，后之好事者为之。”

这两个例子说明柳宗元对于史料的鉴别是非常认真而又十分敏感的，哪些记载确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哪些记载确是“后之好事者为之”

进行附会牵合的事情，他都详加分辨，予以澄清。

他对《国语》的这一批评，是中国史学家求实精神之优良传统的突出表现。

第四，批评《国语》作者还存在一些书不当书之处。

如《筮》篇认为：晋国司空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又何载焉？”

这是反对以空言入史。

《国语》记：“叔鱼生，其母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餍也，必以贿死。

’遂不视。

杨食我生，叔向之母闻之，往，及堂，闻其号也，乃还，曰：‘其声，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

[50]这一荒唐的记载，显然也是后人附会之词，带着浓厚的宿命论色彩。

柳宗元在《叔鱼生》篇尖锐地批评这一记载：

君子之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犹不足以言其祸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

今取赤子之形声，以命其死亡，则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则知之未必贤也。

是不足书以示后世。

柳宗元主张用唯物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和撰写历史，对于人的判断也是如此。

像这样毫无根据的说法，是不值得写入史书给后人去读的。

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柳宗元对于史学工作所怀抱着的认真的精神和严肃的感情。

此外，柳宗元还指出《国语》记事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有“嗜诬”

前人的地方，也有粉饰前人的地方，甚至还批评《春秋》记事有不真实之处[51]，等等，不一一赘述。

《非国语》一书是柳宗元的史学批判的代表著作。

在这部书里，柳宗元对史家的历史观点、历史见识、历史评价的标准，以及史家对史料的鉴别和运用、书法当否，都有所论及；所论主旨，是反复强调历史撰述的真实性和严肃性。

在他以前，除刘知幾外，还没有别的史家能够这样全面地、具体地来总结史学工作在这些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从历史理论上提出这么多问题。

刘知幾《史通》是一部杰作，其成就主要在史学理论方面；柳宗元《非国语》也是一部杰作，其成就主要在历史理论方面。

这是刘、柳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之不同之处。

然而《史通》和《非国语》的历史命运却有某些相似之处：《史通》问世后，晚唐人柳璨“以刘子玄（知幾）所撰《史通》议驳经史过当，纪子玄之失，别纂成十卷，号《柳氏释史》，又号《史通析微》”

[52]。

《非国语》问世后，既有人反其道而行之作《是国语》[53]，更有人针锋相对地作《非〈非国语〉》。

如宋人江惇礼撰《〈非国语〉论》，苏轼表示赞同说：“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为书尔”

[54]。

元人虞集之弟槃“尝读柳子厚《非国语》，以为《国语》诚可非，而柳子之说亦非也，著《非〈非国语〉》[55]”

。

这种情况，正表明了刘、柳的批判史学触动了正宗史学的弊端，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们的史学批判精神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柳宗元同刘知幾在史学思想上也有不少共通之处，重视史家自身的修养即是其中之一。

刘知幾倡言史家须有“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