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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冕与会要（第2页）

又，杭州刺史苏弁撰《会要》四十卷，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

弁先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正，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芸阁焉。

这是唯一一处提到苏弁与苏冕同撰《会要》的记载，其初当出于崔铉主持撰《续会要》时所记。

这一记载反映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后人多认为是苏冕撰的《会要》，为何这里说是“苏弁撰”

，而同时又说到“弁与兄冕缵国朝故事为是书”

？对此，我以为可以作这样的解释：苏冕受苏弁牵连被贬后，仕途也就走到尽头了，而苏弁却再次擢升，时任杭州刺史，官位比苏冕为高，故此处记其为撰者。

这也合乎于他们兄弟之间“皆以友弟儒学称”

的时评。

此其一。

其二，崔铉主持撰《续会要》时，针对相关问题，亦曾有所议论。

《唐会要》中尚保留其论议二首，其中一首是关于“封建”

的议论。

其文是：

崔氏曰：苏冕所载《封建》篇，盖以贞观初，太宗文皇帝尝欲法周、汉故事，分圭以王子弟，裂地以封功臣。

诸儒议论纷纭，事卒停寝，故有表、疏可编。

自后封诸王或王功臣，但崇以爵等，食其租封而已。

刘秩所云“设爵无土，署官不职”

者也。

今子弟、功臣封爵者，皆列之。

这一段议论表明：第一，崔铉指出苏冕编次有关“封建”

的表疏有其背景和文献；第二，贞观以后，在“设爵无土”

的情况下，只能一般列举“子弟、功臣封爵”

而已，并无相关表、疏可编。

这显然是对读者和后人所做的有关解释。

但我们所要特别关注的是，崔铉在这里十分明确地写道“苏冕所载”

而未提及苏弁。

对于苏冕来说，崔铉作为本朝人，且相去并不久远，又是撰《续会要》的主持人，对《会要》撰者，自然十分清楚，此应无疑。

其三，我们再看《旧唐书·儒学下·苏弁传》附《苏冕传》所记：

冕缵国朝政事[13]，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

弁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秘阁焉。

《旧唐书》撰者于苏弁本传中，只字未提及《会要》一事，只是突出地记述了苏弁“聚书”

“刊校”

之事。

从上文所述《会要》的“行于时”

来判断，其流传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因而对于它的撰者当不会产生歧义。

此后，《新唐书·艺文志三》类书类著录：“苏冕《会要》四十卷。”

这同《旧唐书》所记是一致的。

综合上述各点，《会要》一书的撰者确系苏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