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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人文关怀的取向与历史尺度的坚守（第1页）

六人文关怀的取向与历史尺度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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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人及其活动密切相关。

“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

[49]这就是说，生产力不是外在于人及其活动的纯粹的物质力量，生产关系也不是超历史的预成的实体，二者都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体现着“社会的个人发展”

。

因此，当马克思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研究东方社会及其发展道路时，即强调历史必然性，确立历史尺度时，并没有否定价值尺度、伦理原则，而是把价值尺度、伦理原则置于历史尺度的基础之上。

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克思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或者评价尺度，即“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

和“从历史观点来看”

，以此表征价值观与历史观、伦理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

马克思深切地关注着东方社会所遭受的特殊的悲惨命运，痛斥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社会海盗式的掠夺行为，揭露西方资产阶级的野蛮本性和极端虚伪性：“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50]。

具体地说，西方资产阶级在“亚洲式的专制”

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欧洲式的专制”

，使东方社会的“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苦与屈辱”

，过着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

，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生存”

状态中。

“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

[51]

对东方社会来说，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啻是一场灾难，而且这场灾难同过去所遭受的所有灾难相比，“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

，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

。

[52]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东方社会，如同19世纪之前的德国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

，压迫东方社会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

。

[53]

马克思在探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无疑抱持着深切的人文关怀。

马克思深知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旧的社会主体的衰落和新的社会主体的崛起。

新的社会主体与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代表着人类整体的发展趋势，它不仅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且把其他阶级的利益纳入自己的利益体系之中并使之从属于自己。

人类整体利益的实现，不仅要以同生产力发展相一致的新的阶级利益的实现为中介，而且要以牺牲同生产力发展不一致的、有碍新的阶级利益实现的其他阶级利益为代价。

这种历史必然性，不仅体现在民族或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而且体现在不同民族或国家交往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在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