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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人类总体历史的发展进程与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第2页）

。

三是当一个民族处在历史的转折点时，先进的社会形态对该民族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在先进民族的“历史启示”

下，落后的民族能够有意识地利用先进民族的经验和成果，并在先进的社会形态的框架中选择和设计自己的发展形式，从而自觉地超越某种社会形态，进入先进的社会形态。

对于这个民族而言，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也属于派生形态。

所以，马克思认为，某些民族超越一定的社会形态而达到的较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并不是从它们之中“自然发生”

的，而是“转移来的”

“带来的”

“导入的”

。

这种“转移来的”

“带来的”

“导入的”

社会关系形成了社会发展中的派生形态。

“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43]交往及其产生的相关性形成了社会发展中的超越现象。

尽管不同民族超越的对象及其途径都是特殊的，但是，只要在同一时代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只要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民族之间进行交往，那么，在相关性的作用下，超越现象以及派生形态就会不断产生，重复可见，成为社会发展中的常规现象。

某些民族超越某种社会形态而直接进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并不是对人类总体历史发展顺序的否定。

某一民族可以超越一定的历史阶段，但他们历史运行的线路不可能是同人类历史总进程逆向的，相反，超越的方向同人类总体历史及其规律运行的方向是一致的。

在我看来，民族历史发展的超越性是以人类历史总体进程的不可超越性为前提的。

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民族超越一定的社会形态，都是在世界上，尤其是在周围国家已经存在着更先进的社会形态的条件下实现的。

没有罗马帝国的存在，日耳曼民族就不可能超越奴隶制而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没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发展，一些民族就不可能超越封建制或奴隶制直接从奴隶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东方一些较为落后的民族也就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

一切社会发展包括超越现象的产生、派生形态的形成，都根源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

马克思在分析古代某些民族的跨越现象时指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来改变”

；“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

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

。

[44]这表明，跨越现象的产生、派生形态的形成并不是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规律的否定，相反，它本身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这一社会发展根本规律的体现。

一切社会发展都根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但是，“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

[45]。

正是这种“类似的矛盾”

，促使较为落后的民族、经济较不发达国家超越了一定的社会形态。

这样一来，具体民族发展便呈现为各自的特殊性，使社会发展道路呈现出多样性。

在我看来，这种多样性并不是多元性。

社会发展在本质上是一元的，即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起因，经济必然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