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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规律的否定及其失误（第3页）

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征。

克罗齐由此认为，这种“当代性”

使得人们只能知道与现实生活有关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那种‘下余的’历史是关于‘物自体’的永恒幻想，它既不是‘物’，也不是‘自体’，它只是我们的行动与知识的无限性的想象的具体化而已”

[29]。

这就是说，在打上了“当代性”

烙印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中去寻找“普遍史”

“永远不会成功”

，历史“无任何规律可循”

，必须抛弃历史规律观念。

克罗齐的确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人们认识历史的特殊性问题。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的合理之处就在于，它揭示了历史认识总是从现在出发，由后向前追溯的逆向过程。

马克思也认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从事后开始，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

但是，克罗齐走得太远了，他把一切都相对化、主观化了，以致否定了客观历史及其必然性。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克罗齐至少犯了两个错误：

其一，割裂了现实与历史的关系。

系统是过程的集合，历史往往平铺在一个社会截面上。

这就是说，历史虽属过去，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个浓缩或萎缩的形式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现实社会是历史的延续、缩影，因而提供了认识历史的钥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

[30]。

同时，现实社会形式与过去社会形式又具有历史差别，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

“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

[31]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现实的社会形式“能够进行自我批判”

时，才能对过去的社会形式“作客观的理解”

，否则只能“作片面的理解”

。

从时间上说，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

先于克罗齐的“以当代出发思索法”

而产生；从逻辑上看，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

高出克罗齐一筹的地方就在于，它借助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揭示了现实与历史的内在联系，既说明了从现实出发认识历史的可能性，又指出了达到“客观理解”

历史的必要条件——现实社会“进行自我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