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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美学（第2页）

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目的在于更充分地阐释文学作品，这就意味着要敏锐地注意文学作品的形式、风格和含义等。”

[113]为此，伊格尔顿力图建构其自己的文本理论，即所谓“文本科学”

。

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文本是文学话语以感性的形式建构起来的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审美世界，其中，“虚构性是文学文本最普遍的结构性因素”

。

[114]相对于现实世界与现实真实，文学艺术所呈现的是艺术世界与艺术的真实，因而二者并不能一一对号入座。

正是由于虚构性，文本被视为一种自我指涉的符号表意活动：“文本变成一个舞台，在其间，符号自我复制、伸展、压缩和多样化，它们摆脱单一的决定性，以前所未有的自由进行归并和省略，由此创造出更深远的经验空间，这正是读者被拉入的空间。”

[115]符号自我指涉的表意活动似乎除了其自身并不指向其外的任何对象，这使文本保持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一定距离，或者说，文本生产的物质性与文本存在的意义性之间存在宽阔的领域，其间在文本的错综复杂的内在结构中生长的正是文学意义及其意识形态维度。

文字的编织之所以成为文学，或者说文本成为文学文本，并不是由于文字本身的固有属性，而是由于意识形态性。

“文学其实就是任何被某种阐释活动从其实用语境中分离出来的、受制于一种笼统化的、重新铭刻的东西。

由于这种重新铭刻总是限定在意识形态之内的一种特定姿态，‘文学’本身永远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

作为文学的文本，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定义；一段文字从文学之域转变到非文学之域，而后在其历史生涯中又回到文学之域，这是完全可能的。”

[116]但是，文本并非是直接的意识形态的，也并非与意识形态直接对立，而是在文本的内在矛盾和断裂中，各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得以显示。

“文本总是处于无法将自身统一起来的状态之中，否则，文本也就无话可说了。”

[117]正是在文本生产过程中，不仅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冲突，而且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内部也不是有机统一的，因而，它们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构就成了文本的内在张力。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也不是直接显示自身，而是以文本的感性象征系统为中介的，通过文学特定的表意方式的中介，“以真实的不在场构成真实的在场”

。

[118]意识形态是不在场的，又通过感性系统的中介而真实在场。

文本是以审美话语呈现出来的多重结构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表意符号会把倒转或调整自身为一个替代的‘意识形态’域，以保持审美的力量，或者说，意识形态为了保持自身的纯洁性，而折射进替代的表意形式之中。”

[119]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生产表意符号，表意符号生产意识形态，这不仅贯穿于文本生产过程之中，也贯穿于文本的接受之中。

将读者拖入文本思考之中，是伊格尔顿文本理论的一个重要认识。

“有价值的文本和有价值的读者之间是可逆的，二者相辅相成、双向互动，文本书写它的读者，读者书写他的文本。”

[120]伊格尔顿一方面充分肯定文本的自洽性与生产性，另一方面又强调阅读对于文本意识形态实现的意义，没有前者，文本与意义失去了物质基础，离开了后者，意识形态再生产无法继续。

因此可以说，文本的存在是一种为意识形态的存在：意识形态支配了接受惯例，也就支配了文本的选择，而文本接受又反过来促成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惯例，就此而言，阅读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其原材料是文本中的全部意识形态，消费就是读者的意识形态与文本意识形态相互作用，产品就是文本的意义。

从揭示文本深层的意识形态结构去把握文学话语对象的历史性，伊格尔顿汲取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本雅明的文学语言学以及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理论资源，他的文本理论既与各种形式主义保持距离，也与机械反映论划清界限，而力图将形式与内容、历史与审美、读者与作者统一起来。

“如果文学是一种写作，它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实用语境泛化其命题，或者说，它被一种特定的解读操作所引诱而如此作为，那么我们就对文学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权力有了直接的认识，因为正是在这种泛化行为中，文学赋予命题特别具体的力量，而且没有比这种糅合更加有效的意识形态手法了。”

[121]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如何穿透文本表层，抓住文本内在的矛盾性、断裂性，以揭示隐藏在文本与意识形态张力背后的历史性，就是文学批评功能的基本规定。

一切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政治批评，这就是伊格尔顿对于文学批评的基本规定。

通过对英国现代批评的历史性回顾，伊格尔顿发现，批评从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反对专制政权和等级制度、争取政治要求的手段，具有明确的政治性。

就批评的政治性而言，现代批评与传统批评并无本质区别，唯一的不同也许只是批评对象的改变：同样产生于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传统批评的对象是封建主义专制，而现代批评则面对的是资产阶级专制，并且“除非它把反对资产阶级专制确定为自己的未来，否则它将可能毫无前途。”

[122]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就是政治性的文学批评，但是政治性的文学批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而是迄今为止最古老、最值得尊重的文学批评样式之一，伊格尔顿将这种形式的文学批评称为修辞学，它涉及整个社会话语实践领域。

首先，文学批评作为修辞学，关注文学话语所产生的各种效果以及它们如何产生这些效果。

文学批评“并不把说话和写作仅仅视为进行美学沉思和或无限解构的文本对象，却把它们视为与种种作者和读者、种种讲者和听众之间的种种更宽广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的种种形式的活动，并且认为，它们如果脱离了它们被嵌入其中的那些社会目的和状况，就基本上是不可理解的了。”

[123]文学批评是实践性的，同时也是反思性的，说文学批评是政治性的，也就说，文学批评本身“把话语和权力的表述进行系统的理论化，并且以政治操作的名义进行：丰富意指的政治效应。”

[124]而所谓政治，伊格尔顿意指社会生活整体组织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则意指文学批评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与权力关系。

可见，文学批评如果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而无视文学文本所根基于其中的社会历史，那么，它不仅是肤浅的，也将抛弃了自己的社会担当。

其次，文学批评是文学制度的组成部分，而文学制度决定着作品的价值高低。

比如莎士比亚并不是一开始就如其所是的伟大作家，莎剧也不是伟大的经典作品，它们的伟大主要在于被特定文学制度所发现、所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