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八 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美学（第3页）

文学批评就是根据某些制度化了的标准来面对并评判文学作品，而这些标准并非是永远无可争辩的，而是历史性变化着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性根源于文学制度的历史性，同时又构成文学制度的一个部分，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他的作品并不是‘真正的’伟大文学，亦即，所谓伟大文学只不过是人们对他的看法而已，因为，离开了作品在种种特定形式的社会生活和制度生活中所受到的种种对待方式，就根本无所谓‘真正的’伟大的或‘真正’如何的文学”

[125]。

归根结底，文学批评与文学制度都要从既定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制度来理解。

再次，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文学批评的权力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一是文学批评执行警卫语言的权力，它设定标准，并据此肯定那些与标准相契合的文学话语，排斥不契合者；二是文学批评警卫作品本身，也即将作品与非作品、一般作品与伟大作品区隔开来；三是文学批评凭借其权威性支配他人，这执行选择和承认批评家的权力；四是授予作家身份的权力。

显然，文学批评权力的根源并不在于批评本身，而在于它与现实社会生活的权力关系，“归根结底，这是文学—学术制度——上述一切都发生在其中——与整个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利益之间的种种权力关系问题：对这一话语的保存和有控制的扩展将服务于这一社会的种种意识形态需要，并将使它的成员得到再生产”

[126]。

又次，伊格尔顿从文学批评的修辞性出发，为文学批评规定了三大任务：一是投身到作品及其生产实践当中去，二是批判用来制造政治上不可取效果的文学作品，三是尽可能深刻而独到地阐述作品以从中发掘有价值之物。

简而言之，“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的实践是投射式的、争论式的和攫取式的”

[127]。

最后，文学批评的意义也必须从其政治性得以理解。

文学批评的意义并非在直接的审美意义上、而是在其“有用”

的意义上来讲的，文学批评的有用性即政治性。

伊格尔顿认为，即便是认为结构主义无法分析效果问题、自由人本主义则过高地估计了文学改造人的力量，在这样的批评中也依然隐含着符合某种特定政治价值的批评标准。

因此，“认为存在着种种形式的‘非政治的’批评，这其实只是一个神话，一个更加有效的促进了文学的某些政治用途的神话。

‘政治的’与‘非政治的’批评之间的差别只是首相与君主之间的差别：后者是通过假装不搞政治而促进某些政治目的实现的，前者则是直言不讳的”

[128]。

因此，文学批评总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并且文学批评将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作为自己存在的目的。

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的基本立场出发，伊格尔顿进一步讨论了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问题。

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一书“序言”

中，伊格尔顿指出，“我认为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描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在本书中自始至终都在阐明某一论点”

[129]，那么，这一带有价值判断而且贯穿本书始终的论点是什么呢？伊格尔顿对包括新批评、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以及精神分析在内的20世纪文论重要理论流派和思潮进行批评，在该书出版13年之后又补写的“后记”

中，伊格尔顿又对原先没有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等理论思潮和流派以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新近发展进行了简要批评。

贯穿伊格尔顿对整个20世纪西方文论思潮批评的基本观点就是：“文学理论是具有政治性的”

。

这一观点是反思性的、现实性的，也是伊格尔顿离开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新的转向的逻辑结果，正如他所坦承：“如果历史是向前运动的，关于它的知识就是向后运动的，所以在写我们自己的不久的过去之时，我们总是不断地在另一条道路上遇到向我们走来的自己。”

[130]

那么，伊格尔顿所言的“意识形态”

又意指什么呢？“我用‘意识形态’大致指我们所说的和所信的东西与我们居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相联系的种种方式……我所说的‘意识形态’并非简单指人们所特有的那些非常牢固的、经常不自觉的信念；我指的主要是那些感觉、评价、认识和信仰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的维持和再生产有某种关系。”

[131]在上述界定中，伊格尔顿突出了意识形态作为“感觉、评价、认识和信仰的模式”

所具有的权力特征，即该模式对于生产与再生产特定社会权力的决定性影响。

因而，对于文学理论来说，意识形态性就不再是某个人的怪癖，而是内在于文学及其理论自身之中。

“实际上，不必把政治拉进文学理论：就像在南非的体育运动中一样，政治从一开始就在那里。

我用政治这个词所指的仅仅是我们把自己的社会生活组织在一起的方式，及其所涉及的种种权力关系；在本书中，我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表明的就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就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史的历史的一部分。

从雪莱到诺曼·N·霍兰德，文学理论一直就与我们时代的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密不可分。

的确，与其说文学理论本身就有权作为理智探究的一个对象，还不如说它是由以观察我们自己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

而这一点儿都不应该是让人感到惊奇的原因。

因为，与人的意义、价值、感情和经验有关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然会涉及更深更广的信念，那些与个体和社会的本质、权力和性的种种问题、对于过去历史的种种解释、对于现在的种种理解和对于未来的种种展望有关的信念。”

[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