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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美学02（第2页）

呢？这首先源于伊格尔顿对于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思想情势的观察和思考，即，美学在欧洲思想整体中令人难以置信地执着地占据着很高的地位，造成这一现象的基本原因有二：一是审美能够建设一种非异化的认知方式，以其人道主义价值对抗启蒙运动以来日益膨胀的工具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理想性生存；二是艺术本身的意识形态性质，“美学著作的现代观念的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与适合于那种社会秩序的人类主体性的新形式密不可分”

。

[147]这就是说，审美和现存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总是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这关系的核心应该就是与统治意识形态的顺应与从属、拒绝与对抗的关系。

也正因如此，对于审美意识形态的考察才能够“弄清楚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政治、伦理问题”

，这就涉及如何认识伊格尔顿在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的阐述。

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是在讨论意识形态生产时提出的，并在与一般意识形态和作家意识形态的关系中进行了阐述。

他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写道，审美意识形态（AestheticIdeology）是指包括在一般意识形态中而又具有相对自主性的一个特殊的审美领域，与伦理、宗教等其他领域相连，为一般生产方式所最终决定。

审美意识形态是一般意识形态中的“文化意识形态”

的一部分，包含着审美价值、意义、功能等。

而文学艺术构成审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文学话语、风格、传统、实践以及文学理论都属于审美意识形态。

[148]从伊格尔顿对于审美意识形态解说以及对审美意识形态与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关系的阐释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第一，审美意识形态是一般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因而具有贯穿在审美活动和美学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二，审美意识形态同时又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审美领域；第三，作者意识形态与一般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重构而又对立、冲突的复杂关系决定了文本只能是多元决定的产物，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简单对等物；第四，文学文本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

一言以蔽之，审美意识形态范畴体现了审美自律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辩证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伊格尔顿对审美和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理解并非简单化，他一方面将审美视为政治的，视为塑造资产阶级主体的手段，同时又看到审美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权力塑造的领域的一面，因而只有彻底消除那些刻写它们的权力，才能彻底消除这种反抗的冲动。

实际上，从意识形态与生产方式的多元互动关系考察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显示出伊格尔顿对于意识形态中话语的权力因素的重视，以及对于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曲折复杂关系的清醒认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不把握意识形态在社会整体中“怎样由特定的、与历史相关的、巩固特定社会阶级权力的知觉结构所组成，我们也就无法理解意识形态”

[149]，而这也是他考察审美意识形态的基本思路。

伊格尔顿在《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对审美意识形态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研究。

他写道，“审美从一开始就是个矛盾而且意义双关的概念。

一方面，它扮演着真正的解放力量的角色……主体在达成社会和谐的同时又保持着独特的个性”

。

另一方面，审美“把社会统治更深地置于被征服者的肉体中并因此作为一种最有效的政治领导权模式而发挥作用”

。

在伊格尔顿看来，任何社会权威的有效化都必须以“经验生活的感性直接性”

为基础，而且要“从市民社会中充满感性和欲望的个体那里入手”

，如此，审美则理所当然地成为确立资产阶级社会秩序、使资产阶级领导权合法化的有效途径，就此而论，审美显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活动；而另一方面，审美的领域又是一个以自由、自律、无功利为目标的领域，它坚定地指向人的审美的解放。

而对于美学来说，作为对于审美领域理论反思和学术建构的产物，也就不能不具有相应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美学话语作为对于人的审美活动的理论形式，其自由性、自律性以及超功利性直接对抗着启蒙运动以来的工具理性，从而内在地瓦解着资本主义自身的理性基础；另一方面，美学话语建构本身作为脱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组成部分，通过审美感性愉悦的形式履行着意识形态控制的职能，一直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锚碇在个体的无意识结构之中。

正是如此，伊格尔顿意味深长地说，自从18世纪以来，审美“这个词的词义可谓整个统治方案的概述”

。

[150]

伊格尔顿的思考并没有到此为止，借助“身体”

（body，也译为肉体）概念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述。

通过历史性的考察，他指出，审美在鲍姆加登的语境中原本指向源自古希腊的感性领域，审美冲动正是身体对理论专制长期而无言的反叛的结果，但是这条朴素的唯物主义路线在康德、席勒和黑格尔所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那里走上了歧路，感性被从现实的身体上掳走而建基于形式化的感觉领域，美学所允诺的感性存在流于空洞的快感。

伊格尔顿将美学的解放和新生之路安置在身体建设上，为此，他发掘了三位现代“美学家”

，他们是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通过劳动的身体，尼采通过作为权力的身体，弗洛伊德通过欲望的身体来从事这项工程。”

[151]在伊格尔顿看来，马克思将审美与实践劳动的身体结合起来，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身体话语，通过阶级和异化的引入，美学在理论话语之外获得了更为深刻的物质基础，并指出了通向美学内在矛盾的最终解决的道路。

身体话语的提出在更深的层面上揭示了美学话语的物质实践问题以及意识形态对于审美主体的建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伊格尔顿通过身体概念的感性基础发掘出其中的革命性意义，这不仅抓住审美的核心所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话语中的人的解放联系起来，正如他对马克思《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引述：私有财产的扬弃之所以是感觉的彻底解放，就在于人的感觉真正回归到人本身，感觉的全部丰富性得以展开。

总之，伊格尔顿的审美美学意识形态论作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辩证综合的产物，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审美活动是一个感**流的过程，身体作为物质载体奠定了审美活动的经验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审美是一个纯粹自律自足的领域，而是在其中潜行着权力运作之手；其次，审美意识形态以其自身的辩证法表明了审美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审美的超越性之间的互动，美学话语中潜涌着资产阶级对于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欲望，并通过审美这种感性的愉悦内化于个体的无意识结构中，从而成为统治的一种同谋，而同时审美自身的自律性、自由性以及对于现实的超越性又培育了反抗控制的自由主体，从而使审美成为统治意识形态的颠覆者；再次，身体范畴作为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进一步表明了美学作为理论话语建构和物质实践过程的两个层面，为美学存在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且通过审美主体的建构进一步呈现了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最后，审美意识形态范畴包含审美活动和美学话语两个层面，但无论哪一个层面，其中渗透的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原则是一致的，因此将美学意识形态视为包含在审美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领域是一种误解，两个层面着眼于不同的理论视野考察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视为包容关系存在着美学意识形态的理论视野狭隘化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