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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8090年代的前沿思潮（第4页）

似乎意味着殖民状态的终结和多元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该理论的中心观念实际上是进一步揭示西方霸权在新形势下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经济殖民，同时亦不乏对弱势文化或国度自身内部支配话语与被支配话语关系的反省。

在这方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霍米·巴巴（HommiBhabha）的《国家与叙述》以及斯皮瓦克（GiatriSpivak）的《在其他世界》等均具有理论的开创意义。

与国族问题紧密相连的是性问题（sexuality）。

如果说国与国之间存在着殖民、被殖民以及强势与弱势的差异，那么，从性别不平等的角度考察国族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则不仅能够进一步理清隐藏在国与国关系背后的权力结构，而且能够深化对性、性别、性倾向等问题的理解。

即使撇开性与国族话语之间的互相联系，单就性问题展开讨论，关于同性恋、双性恋、性与社会禁忌等方面的论述也足以构成美国文化研究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所谓的“同性恋理论（酷儿理论）”

（queertheory），就是从语言、表述、扮演等观念出发，重新思考被异性恋文化压制的同性恋现象，同时以“同性恋”

的眼光重读某些经典作品，从中找出同性情感的蛛丝马迹。

由于女性主义在美国大学校园中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关于性与性别的文化研究著作近年大量出版，但其论争的焦点不外是关于性别和性倾向究竟是先天生理铸定还是后天建构而成的两元对立学说。

打破这一理论僵局的首推朱迪丝·巴特勒（JudithButler）的《重要的身体》一书。

她既承认性别的物质性，又突出性别扮演在文化批判中的重要意义。

以上对欧陆、英国、美国文化研究走向的宏观描述，意在强调传统文学、美学研究王国事实上早已因为来自现实和理论两方面的挑战分崩瓦解，“美学”

一词因其内涵的贵族性和学院气息也逐渐从近年出版的学术著作和大学课程计划中销声匿迹。

文化研究对传统文学研究的最大冲击恐怕是对文本概念的解构和重新定义。

一方面，文本不再仅仅指小部分经典作品，任何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都可以被当作文本加以阅读。

形成文字并经由出版媒介普及的出版物固然是值得研究的文本，那些主要由视觉意象构成的指涉行为，如建筑、广告、服装、电影海报、漫画、电视肥皂剧等，更是文化研究加以解读的中心文本。

进一步而言，城市、街道、橱窗布置、休闲中心以及现代人在城市中的行走行为等都可以当作有意义的文本加以批判性的阐释。

概括而言，文化研究的对象已从文学作品过渡到宽泛意义上的指涉行为（signifyingpractice）。

另一方面，由于本文作为某种自足完整体的观念已被彻底解构，而作者在话语传达中的权威地位也已动摇，本文的阐释随之从一元趋向多元。

解读某一文本的目的不再是寻找蕴藏其间的所谓终极意义，而是从某一特殊的角度与文本展开对话，同时亦带有强烈的干预当代社会政治的色彩。

从文化生产的角度而言，当代欧美文化研究的重心显然已从产品的生产过渡到产品消费上，更加注意文化产品在消费过程中的潜能以及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创造性使用。

传统文学研究王国的崩溃实际上意味着自文艺复兴时期建立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危机。

然而，这一危机并不指向文学的消亡以及个人生活中正义和价值观念的空缺，而意味着在新的理论框架下重新估价人文主义传统中所谓的自由个体观念，进一步揭示阶级社会中在人文主义掩盖下的意识形态特征。

从该角度说，人文主义的危机正是文化批判的转机。

如果传统文学研究时常以客观的面目出现，那么文化研究则不掩盖其鲜明的政治和社会批判立场，它的最终目的正是意图通过对文化产品和消费的研究干预、影响当代社会政治，质疑和挑战后资本主义的文化政治逻辑。

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和批判的范型转换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详析，本章将主要集中从四个角度对欧美文化研究加以评述，即高雅与低俗之间分野的消失、空间与日常生活批判、媒体与意识形态、新技术与文化批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