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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8090年代的前沿思潮（第3页）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如果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以文化文本灌输其立场的霸权，那么，文本的接受者亦可以通过“协谈”

乃至“抗争”

对这些文本加以解构或颠覆，从而形成对统治意识形态的挑衅。

同第一代文化批判学者一样，伯明翰学派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流行音乐、服装、电视等通俗文化样式上，注重挖掘蕴藏其间的对抗统治意识形态的因素。

70年代中期，新创办的《银幕》杂志成为思考电影文化的中心阵地，亦为女性主义介入文化批判提供了契机。

早期伯明翰学派似乎并未意识到女性主义的理论潜力，因而鲜有从性别差异的角度进行文化批判的力作。

《银幕》杂志的出现，改写了伯明翰学派以男性视野为中心的文化批判版图。

发表在《银幕》上的论文，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女批评家之手，并逐渐发展为深具影响的女性主义文化、电影批评的专著，其中包括劳拉·莫薇（LauraMulvey）的《叙事电影中的视觉快感》、安吉拉·麦克格萝比（AngelaMcGrobbie）的《女性主义与青少年文化》、罗莎琳·布朗德（RosalindBrundt）的《女性的欲望》、安妮特·库恩（AeKuhn）的《女性电影》、吉尼丝·温西普（Janiship）的《透视妇女杂志》以及朱迪丝·威廉姆森（JudithWilliamson）的《解读广告》等。

很明显，女性主义对文化批判领域的介入亦将通俗文化样式，如电视肥皂剧、时装、广告、商业电影等作为研究的文本。

所不同于伯明翰学派的是，女性主义以迥异于男性文化的视野透视这些通俗文化形式，往往能够进一步揭示文本背后隐藏着的意识形态立场。

尽管美国往往被学术界讥嘲为“进口理论”

的国度，文化研究和批判最终取代以人文主义传统为基础的文学研究也晚于欧陆和英国，但由于其善于吸纳各种学说的特性以及庞大细密的学院机构对各种理论人才的包容，很快使其成为文化研究的重镇。

与欧陆和英国文化批判学说相似，美国文化研究学派也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为理论基础。

不同的是，美国文化研究和批判往往集中在对多元主义、种族问题、民主观念以及性别问题的思索上，旨在解构后工业社会所谓种族平等、多元和谐、文化共享、阶级差异消泯、意识形态终结、性别斗争不再的“美国神话”

。

70年代以来，美国文化研究学派将批判的重点放在以生产影像为主的媒体上，很快形成了独特的媒体文化研究群体。

这方面的代表刊物和作品包括《摄影机》杂志，玛丽·安·登（MaryAnnDoane）的《追寻欲望》、塔妮亚·莫德来斯基（TaniaModleski）的《极度爱恋》、安·开普兰（AnnKaplan）的《女性与电影》、派屈娅·梅伦坎普（Patricamp）的《极度焦虑》、琳·斯皮葛（LynnSpigel）的《为电视设置空间》以及艾拉·肖哈特（EllaShohat）的《沉思欧洲中心主义》等。

与对媒体的关注相应，美国文化研究的另一走向是以分析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消费文化为基础，揭示统治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和休闲空间的渗透。

在这种理论视野的范围内，某些往往被视为顺理成章的社会文化现象都变得深具研究价值，如以迪士尼为代表的主题公园、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网、踊跃争睹的花车游行、风格各异的城市建筑等。

詹姆逊从洛杉矶波拿文都拉宾馆入手对后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启发了一批以研究后工业社会建筑和空间建构为中心的文化批评家。

80年代以来，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主题公园、室内陈设等都相继成为文化批评的热点，而美国西部最大的城市洛杉矶和世界赌博之都拉斯维加斯亦取代纽约成为后现代文化批判中两个最频繁提及的城市。

随着以电脑为中心的现代科技的普及和网际网络及袖珍光碟的逐渐家庭化，电脑在通俗文化样式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

以多娜·海萝威（DonaHaraway）为代表的文化批判学者80年代初即注意到新科技和通俗文化之间的依存关系。

从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和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角度考察新兴电脑技术，可以发现高科技既不允诺某种中性价值，又不可能逃脱意识形态爬梳的痕迹。

文化批判学者的任务是解构新科技的客观主义神话，进而以干预的姿态占领这片尚在发展中的媒体空间。

海萝威的《猿猴、机械人与女性》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它的出版引发了其他学者对电子虚拟空间的理论关注。

70年代末开始，对种族问题的关注还直接导致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在美国文化研究界的迅猛发展。

以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代表，一大批具有第三世界文化背景、以学院为理论阵地的批评家，将帝国主义对殖民国度的影响以及从政治殖民中解脱出来的国度如何回应以西方殖民话语为中心形成的文化、历史观念作为理论探索的焦点。

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殖民不再仅仅意味着政治主权的丧失，更重要的是被殖民国度自文化和历史领域的消失。

尽管后殖民理论中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