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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凡蒂莫的后现代性美学理论（第8页）

之中，因此凡蒂莫认为更合适的字眼也许不是“死亡”

，而是“衰弱”

，艺术正在融入一个杂种的受污染的“艺术制品”

的世界。

虽然这种艺术制品削弱了艺术作为个体才华独特表现的定义，但是对这种制品的艺术体验的确构成了后现代真理观念的基础。

在20世纪的技术制品中，艺术家观点的独创性和真实性已经衰弱和消耗在与大众文化世界的接触过程中。

凡蒂莫指出，西方艺术哲学反过来必须看到“它在阐述艺术衰弱经历时所遇到的困难……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它（西方美学哲学）继续把作品看作是必定永恒的形式，并且在更深的层面上从存在的角度把作品看作永恒、崇高和力量的化身”

。

[113]换句话说，必须用一种“衰弱的本体论”

来阐释艺术的衰弱：在现代性终结之时，艺术作品与存在本身一样，都共同分享着一种消逝的、被弱化的存在的短暂特性，电视屏幕上闪烁摇曳的图像，正是这种被弱化的存在的写照，后现代艺术作品在大众传媒时代已被剥夺了表现“真”

和“永恒”

的权利。

艺术就像伴随着它的“衰弱的存在”

一样，揭示了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真理，艺术作品不是一种永恒的形式，而只是一种记载“时间流逝”

效果的形式，就像希腊神庙石砌的门面或文艺复兴时期壁画上那些褪了色的人物一样。

五艺术中的真理体验

尽管凡蒂莫与他的老师伽达默尔一样，都把对艺术中的真理的体验与阐释学紧密地联系起来，但凡蒂莫却批评伽达默尔的理论忽视了海德格尔虚无主义哲学的意义。

在《现代性的终结》第七章“阐释学与虚无主义”

中，凡蒂莫以为“审美意识”

辩护的形式论述了虚无主义与阐释学的同一性，这篇论文是凡蒂莫1981年在耶鲁大学所作的一次讲演。

如何看待“审美意识”

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凡蒂莫与伽达默尔的分歧所在。

他们都承认阐释学试图通过一种阐释的艺术来发现，或重新发现一个文本或一件艺术作品的真理。

为了这个理由，阐释学理论通常倾向于在话语中重构意义，或更广义地说，倾向于探讨人类之间，即作家或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理解是如何产生的问题。

而审美意识，按照康德最初的定义是“对一件艺术作品的审美态度”

，我们正是从这种审美态度出发，按照我们对艺术本身的观念的理解来判断作品的（如“美丽的”

、“真实的”

等）。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的第一部分将审美意识批评为过于“抽象”

，或换句话说，过于唯心主义，认为它对于我们体验艺术作品的历史本质关注不足。

对伽达默尔而言，艺术作品主要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我们与之相遇也是一个历史事件，因为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我们为阐释它和为重新发现其真理所作的努力改变了我们自身”

。

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艺术作品和它的阐释者们这两者都属于同一个连续的文化的历史的传统，这一观点导致了他在自己的阐释学理论中把主要的重点放在“经典”

艺术作品的意义上。

凡蒂莫则不同，他认为审美意识是与阐释学紧密关联的，审美意识是“对真理的一种体验，而确切地说这又取决于这种体验本质上是虚无主义的”

，而不是历史性的，他批评伽达默尔将阐释学与赋予人道主义以历史意义的举措相联系的尝试，从根本上忽视了海德格尔哲学的虚无主义内涵。

可以说，凡蒂莫对审美意识所作的辩护，为对真理的体验的论述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贯通了阐释学与差异哲学之间的联系，贯通了阐释学与虚无主义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