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六 布尔迪厄的美学和文化理论（第3页）

最终，布尔迪厄试图超越科学与其对象之间的对立，他把科学看成是社会场的一部分，把科学家看成是社会场的产物。

他认为科学场并不拥有不同于其他场的特殊的特权，它也是行动者为了改善其地位而通过权力来建构的。

科学在分析行动者的观念对建构社会现实所作的贡献时，同时认识到那些观念也会误认（misre）社会现实。

同样，科学家对自身现实的建构（科学场和科学行为的动机），也会经常误认科学场的现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认为必须倡导一门反观性的（reflexive）社会科学，必须克服主体客体、文化社会、结构行为等普遍存在的理论对立面。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尔迪厄有效地把现象学的和结构方面的探索融入到一种完整的、认识论的连贯性模式之中，这一模式是具有普遍运用价值的社会质询的模式，是康德意义上的人类学，但却是一种具有高度区分性的人类学，因为它包含了对分析者自身的活动的分析，而分析者正是通过这一活动从理论上解释他人实践的。

二思想传播和语境转换

布尔迪厄的作品在法语和英语两种不同语境中发生不同的接受和传播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特别明晰地观察到语境转换对知识分子话语本身的影响。

在70年代中期，布尔迪厄的主要作品开始被翻译成英语，这个时机的选择并非巧合，大约在那段时间，布尔迪厄在法国学术界开始取得中心地位，并通过教学活动和创立位于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中的欧洲社会学中心，开始扩大他的影响。

大约也是在这同一时间，英美大学中的新一代学者正在普遍地寻求新方向。

很多人开始探究作出超越萨特、列维-斯特劳斯和阿尔都塞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品的法国社会理论的贡献。

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布尔迪厄同他们这一代的其他人一起，作为一个思想浪潮的一部分被翻译介绍到英语世界，他们的工作取代了结构主义（正如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那样）在英语世界所占据的地位。

仅从时间流逝的角度看，翻译同时也使作品脱离了它们原来的知识分子语境，并被放入到新的语境之中。

这一过程的负面作用在布尔迪厄的这个例子中尤为明显，特别是布尔迪厄工作的统一性普遍地失去了。

这一损失是与下列事实密切相关的，即英美学术界不具有能与法国“人文科学”

相比较的这样一个跨学科的场。

那些在巴黎被一起放在“人文科学”

标签下的书，在牛津、柏克利、芝加哥等大学的书店里则被分门别类、自成一统地放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教育等栏目里。

在70年代中期，布尔迪厄由于一系列精彩的结构主义分析而为英语世界的人类学家和中东学者所熟悉，也许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对阿尔及利亚山区卡比尔的研究和他的短篇人种论《阿尔及利亚1960》。

布尔迪厄与让-克劳德·巴塞朗（Jean-ClaudePasseron）合著的《教育、文化和社会再生产》一书，则使他名列社会学中的“分层理论家”

和教育学中的“再生产理论家”

。

而这与他在阿尔及利亚的工作几乎没什么联系。

1977年英文版的《实践理论概要》出版时，人类学家广泛地阅读这本书，但该书最初却为社会学家所忽视。

198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的英文版，布尔迪厄在这本书中批判了康德式的探索美学的方法。

其目的在于批判使学术注意力变窄的趣味批判，然而英语世界的读者却普遍地把它归类为对趣味模式一边倒的结构主义叙述，完全忽视了布尔迪厄远为宽泛的理论阐述，这本书甚至还被挤到了有关大众文化的社会学研究这一类别，因而剥夺了《区隔》根本性的批判冲击力。

这类支离破碎的解读，继续尾随着英语世界对布尔迪厄作品的接受，而布尔迪厄在看似各种各样的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独特的知识分子生产方式却被完全忽略了。

同样成问题的是英美读者不太欣赏法国知识分子话语的系统组织性，而这种法国知识分子话语的系统组织性产生了布尔迪厄试图克服的反义词，为他所运用的资源提供了特别的价值。

结果，英美读者总是很难理解布尔迪厄是如何把自己定位在知识分子场中的。

例如，当布尔迪厄做学生时，法国的知识分子生活，是被列维-斯特劳斯和萨特这两个学界巨子的两难选择性所统治的。

布尔迪厄最初主要受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影响，这一结构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他的工作，但他相对较早地开始向这种结构主义的新康德主义的肯定性挑战，就像福柯和德里达以不同的方式在知识分子场的其他部分所做的那样。

布尔迪厄的挑战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

虽然他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发现的对立，成为了他的理论的核心内容，但他发展实践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克服这样的二分法，而不是在它们之中要求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