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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鲍曼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理论（第1页）

第七节鲍曼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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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齐格蒙·鲍曼（ZygmuntBauman，1925—）对他所经历过的各种社会制度来说，都是一种“另类”

的存在。

他经历过法西斯主义，曾在波兰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过，1968年从波兰被驱逐，1971年到资本主义的英国定居，然而，他始终同所有这些制度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

可以说，社会学的文化资源、西方知识分子传统的遗产、各种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和独特丰富的生命体验，构成了鲍曼既富于想象力又极具社会学洞察力的力量源泉。

对于鲍曼而言，社会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积极的自我反思的一种形式，鲍曼的思想触角延伸到了我们时代许多最令人困惑的变化以及最迫切的问题，从现代性的命运、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工业社会，到思想史、社会哲学、文化研究等领域，鲍曼都取得了极高的学术成就。

在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学著作中，他从不畏惧提出根本性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会令人很不舒服，这些著作包括《朝向一种批判的社会学》（1976年）、《阐释学与社会科学：理解的方法》（1978年）、《阶级的记忆》（1982年）、《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1987年）、《自南》（1988年）、《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年）、《社会学式地思考》（1990年）、《同化的悖论》（1990年）、《现代性与矛盾状态》（1991年）、《必死性、不朽性与其他生活策略》（1992年）、《后现代性的通告》（1992年）、《后现代伦理学》（1993年）、《碎片中的生活：关于后现代道德的论文集》（1995年）、《后现代性极其不满》（1997年）、《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1998年），以及《全球化：人的后果》（1998年）。

显然，鲍曼的写作在主题上具有一贯性，但他却不是一位体系的创造者，从1971年至1990年他在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系担任了二十年首席教授，但他从未标榜自己创立了某个社会学学派，而且总是低调处理自己的公共形象。

一难民学者

当鲍曼1971年从以色列来到英国利兹大学时，正赶上史无前例的英国高等教育大扩充的尾声，这一大扩充使60年代的社会学获益匪浅，第一次得以作为一门重要科目进入了各所大学，社会学方面的教席、研究资金和毕业生都大幅度上升。

不过好景不长，到了80年代初期，大学学科缩减时，社会学常常又首当其冲，即使在社会学传统源远流长的伯明翰大学，社会学也一度被挤出“核心”

科目，而社会学的学科价值也与研究结果的市场销路结合得越来越紧了。

尽管旧有的机能主义模式仍在延续，但企图取而代之的社会学发展“新方向”

也层出不穷，以前被奉为神明的有关知识、真理的原则受到了普遍的挑战，相对主义在社会学研究中蔚然成风，而派别之战也愈演愈烈，如实证主义与阐释学之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争、民族方法学与传统社会学之争、女权理论与男性主流的社会学之争等。

鲍曼照片

面对起伏跌宕、风云变幻的社会学发展状况，鲍曼作出了积极的回应，70年代他在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主义、阐释学和民族方法学领域中撰写了大量文章。

尽管鲍曼精通帕森斯社会学理论和美国政治科学，但他的学术成就却是来自于英美传统之外的，他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问题探索表。

这些问题的提出一方面得益于他的老师朱利安·豪切菲尔德（JulianHochfeld）和斯坦尼斯洛·奥塞瓦斯基（StanislawOssowski）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波兰社会主义实践语境中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

尽管鲍曼过去是、现在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英国社会学机制的一个外来者，但他的作品在欧洲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领域比英国人的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

这是因为他具有宽阔的视野，对流行的范式具有一种他人难以匹敌的视角和批判精神。

鲍曼在利兹大学是一位热门人物，他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同情心，具有激进的社会学使命感，因而对学生极具吸引力。

正如基尔敏斯特（RichardKilminster）和瓦科（IanVarcoe）指出的那样：“鲍曼是许多难民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们形成了，或试图形成英国文化。

鲍曼的风格极其非英国化，而事实上倒是很‘大陆化’。

他崇尚高度的普遍性，具有高度的反思性，在极大程度上只是选择性地和建议性地运用经验主义的数据。

他相对地对方法论、社会学方面纯粹概念性的讨论或社会学调查的其他技术性问题不感兴趣。

他对社会更感兴趣，而对关于社会的不同理论家之间所作的争吵兴趣索然。

他的作品主要是探讨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也诊断，而不是更狭窄意义上的纯学术性的或专业性的作品。

因而，鲍曼作品的模式在总体上与英国传统中极具统治地位的一个思想体系，即费边主义的、以政策内容为主旨的、改良性的社会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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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一直生活在波兰，直到1968年他同其他几位著名的大学教师一起被驱逐出境。

他的波兰经历赋予了他独特的视野来看待社会学在社会中的本质、角色以及知识分子的作用。

他认为社会学是认清人们有目的的行为与他们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差异的产物，而这种结果又反过来限制了他们的意图。

他用许多差异来描述这些二元性：“是”

与“应该”

之间的差异；“难驾驭的人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