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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鲍曼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文化理论（第2页）

与“有目标的理想”

之间的差异；“已经实现的”

现实与“渴望得到世界的……潜在性”

之间的差异。

社会学因而本身内在地带有歧义，具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描述性的、内含合法性的，从充实的、重复的社会现实中吸收知识；另一方面是不安定的、含有批判性的，通过对现实相对化来对已经被确定下来的现实提出质疑。

基尔敏斯特和瓦科指出：“鲍曼对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感兴趣，也就是既关注社会重建自身的方法模式的拓展；又关注新世界的观念、新的意义是如何从人类的构造能力中发展出来的。

这些想象性的观念然后又被投放到已经实现的社会现实中去，形成及重新变成现实。

这就是鲍曼为什么始终对文化感兴趣，为什么一度曾沉湎于结构主义的缘由。

但他在更为纲领性的陈述中，把一个不具影响的分支建设成了一个具有完整风格的社会学，这一社会学用人类潜能和可能的未来为名义把自身放在与已确立的机制、官僚机构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思想和价值体系相对立的位置。

他工作的这一方面可以被称为‘否定的辩证法’的社会学翻版。

鲍曼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幅毕加索画的堂吉诃德冲向风车的平版画，这清楚地象征着他主要身份中的一种。”

[156]

二工人阶级和文化

鲍曼1990年8月15至16日与基尔敏斯特和瓦科作了一次名为“社会学，后现代性与放逐”

的访谈，这篇访谈原本是为准备出版研究鲍曼的论文集《文化、现代性与革命》而特意安排的，不过，它后来被作为附录收入了鲍曼的《后现代性的通告》一书。

鲍曼在这次访谈中提到，在他的所有著作中，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里，有两样东西是他一直关注的：一是工人阶级，一是文化问题。

工人阶级“代表着被**或受压迫的人们，代表着受苦的大众，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在工人阶级与受苦的化身之间有着同一性的迹象……现在，当我试图对此进行概括，并说明我为什么对这两样东西感兴趣时，一个能够假定的动机就是，我对那种我称之为傲慢或自负的东西极度反感。

我记得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很早就激怒我的短语是黑格尔关于现实与合理性之间同一的概念，这是令我愤懑的东西，它远远超出了我的兴趣，因为我的兴趣在于揭穿其隐含的东西，揭穿、分解那种自负，那种对我们生活在可能是最好的世界里的确信，那种认为这个世界不仅有现实的、而且有某种超现实的基础的确信。

与这第一个问题相关并由此衍生出来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在社会学中主要关注的东西，那就是理解现实的可见性、可触及性与权力，即理解对于现实的确信，是如何构造起来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文化产生兴趣的原因”

。

[157]意大利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的著作促使鲍曼将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考察，鲍曼认为阅读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使他的一生都受益匪浅，葛兰西向他第一次呈现了一个可变化的、不固定的现实，这个现实需要被重新翻译成以行动来组织的语言。

鲍曼对工人阶级的长期兴趣在1982年出版的《阶级与记忆》中达到了顶峰，鲍曼认为“该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告别，不是向工人阶级告别，而是向工人阶级与不公正、不平等的同一性告别”

。

[158]此后，不平等问题依然在鲍曼的思想中存活了下来，但它不再特别地与工人阶级相联系，而是在后现代性观点中重新体现出来。

鲍曼认为，正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阐释学层面的认识，使我们对可靠的知识的实证论的坚持，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解放的要求融为了一体，这些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非常接近。

事实上，在鲍曼学术生涯的某一阶段，他曾经是哈贝马斯著作的坚定的鼓吹者。

尽管鲍曼晚年仍将自己看成是一个“批判性的”

社会学家，但他却已不再喜欢哈贝马斯。

因为“哈贝马斯真正吸引我的是，他关于理想的社会是在某种社会学讨论班式的范式上形成的观点，也就是说，讨论班拥有的只是参与者，而唯一起作用的则是争论的权利，因此社会学的作用就是分解隐藏在看似自由的讨论中的其他因素，并且消除它们的影响。

而当这一过程完成时，真理的问题就会与意见一致、赞同等合二为一”

。

显然，鲍曼追求的是永远不会形成一致性的乌托邦的讨论班，因此，当哈贝马斯转向实证论地重申帕森斯思想时，鲍曼与哈贝马斯之间精神性的亲和力就立即**然无存了。

在所谓“新右派”

时代，由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所合法化的自由主义讨论，已经愈来愈令人瞩目。

在1988年发表的《自由》一书中，鲍曼从马克思主义传统出发，对自由所作的质疑无疑是一种很不和谐的声音。

鲍曼在论述自由时，更关注的是不平等而不是自由，在此我们显然又一次观察到原本与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不平等问题。

鲍曼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是从研读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开始起步的，他的第一本著作，即论述英国社会主义的著作，就是建筑在对边沁、穆勒、斯宾塞等人的研究的基础上的。

鲍曼认为，自由主义不可能提供的东西正是公正、社会公正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