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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朱迪丝巴特勒的后现代性别政治理论（第2页）

（sexuality）作为强制性的文化行为来分析，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传统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在1993年问世的《重要的身体：“性”

的推论性限制》一书中，巴特勒试图深入地阐释一些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快速掠过的话题，同时试图澄清伴随这本书的出版而产生的一些误解。

这次，她从身体的物质性意味着什么这一角度，来看待“性”

的强迫性的生产、异**的推论性根据以及它们是如何对其自身进行颠覆的。

在1997年出版的《激动的言语：表演性的政治学》一书中，巴特勒以她写作前两部著作时对社会性别问题进行深刻探讨的同样的知识分子勇气，来关注当今政治生活中言语与行为的关系问题。

巴特勒将极具透视力的理论眼光聚焦于这样一种言语，即作为政治争论主体的行为的言语和作为规则制定主体的行为的言语。

巴特勒把言语行为理论放置在政治、法律等问题中来阐释，并且对种族主义者和憎恨同性恋者的“憎恨言语”

进行了特别的研究。

巴特勒运用了德里达有关重复的理论，来阐明在新语境中话语的重复是怎样成为一种抵抗工具的，对巴特勒而言，这是一个极富实践性的探索。

说白了，她关注的是，当语词对人构成伤害时，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因此，这项具有远见卓识，并且做得相当彻底的研究，涉及社会、政治、法律诸方面的憎恨言语以及有关憎恨语言学的话语。

巴特勒直截了当地质疑了当今对言语进行裁定的实践，所谓裁定，就是试图界定什么是正确的言语，什么是被法律禁止的言语。

巴特勒质问道，如果语词在法律上无法与行为相区分，我们是否可以推论：法律，与由语词引起的伤害，难道不具有同谋关系吗？本书同时对读者提出了一种颇具挑战性的阅读要求。

朱迪丝·巴特勒的著作已经成为了同性恋理论的一块主要基石，在《性别麻烦》和《重要的身体》两本书中，她从弗洛伊德、福柯、拉康、德里达的作品中汲取养料，对性、政治和身份之间的关联进行了理论探索，而她另一本也是发表在1997年的《权力的心理生活：征服的理论》，则进一步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这本书中，她重新审视并修正了她的一些早期思想，而且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点。

巴特勒运用黑格尔、尼采和心理分析批评的理论资源，来研究“征服”

的思想是如何与具有一种身份（如男同性恋者身份和女同性恋者身份）进行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所谓征服，其实就是成为主体或获得一种意识。

巴特勒通过对诸如男同性恋者穿着异性服装、军队中的男同性恋者、艾滋病等问题的讨论来展开她的思想，成功地运用了深奥的哲学理论对人类社会的具体问题进行探讨。

然而，与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不同的是，巴特勒的著作大都清晰易懂，《权利的心理生活》尤其具有高度的可读性。

另外，朱迪丝·巴特勒还与其他一些女性主义政治学者联袂撰写、编辑了好几本有关女性主义的书籍，1992年与琳达·辛格、莫琳·麦克格罗根等人编撰了《**福利：流行年代的性理论与政治学》，1995年与塞拉·本哈比、朱希拉·科内尔等人编撰了《女性主义斗争：一种哲学交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与琼·斯科特共同编辑的论文集《女性主义者对政治的理论化》，这些论文都是由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学者们撰写的。

该书针对在女性主义分析研究领域中运用“理论”

被说成是以一种政治力量来威胁女性主义的观点，着重探讨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政治地位问题，明确反对那种运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必定会削弱女性主义的看法，认为当今有关理论的争论在政治上极富内涵，这种争论必将引出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后果。

巴特勒和斯科特为该书奠定的理论基调就是向著名的法学专家、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化理论家等人提出一系列问题，而该书收集的论文并没有直接解答这些问题，而是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具有拓展性的理论视角。

综观朱迪丝·巴特勒的著作，可以明显地看出，巴特勒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探索，绝不是空中楼阁式的思想漫游，也不是自我封闭的文字游戏，而是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意义，从性别的强制性、征服意识、憎恨言语、疑云密布的身体问题，到同性恋问题、理论探索在女性主义实践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等，巴特勒都力图以明晰的思路、深刻的分析和朴实的文风，探讨和回答后现代语境中女性主义实践的疑惑、困境和出路。

二有疑问的身体

在《监禁与惩罚》中，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极富创见地论述了身体与权力的关系。

福柯认为在17世纪的政治制度中，国王的身体不仅是一个象征，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实体，它作为一种肉体的存在对君主制度的功能调节是必需的。

在福柯看来，“身体问题的出现和不断紧迫化是通过政治斗争来展开的”

。

[186]那么，女性主义的政治斗争是否也必须通过对身体的政治的重新界定来实现呢？朱迪丝·巴特勒的回答是肯定的。

巴特勒首先向具有文化上的先决性并且被用来区分性别的“身体”

这一概念提出了挑战。

巴特勒敏锐地认识到，身体虽然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物，但却不能被理解为超越文化约束的前推论性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身体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