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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朱迪丝巴特勒的后现代性别政治理论（第3页）

，而只是一个变化着的分界线，是“强加在一组不连续特征之上的人工性质的单位”

。

[187]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勒认为身体作为一个具有渗透性的表面，同时也被政治性地作了规定，身体因而最终被禁锢在性别等级制与强制性的双性恋文化场的实践活动中。

换句话说，巴特勒把身体看作是通过特别的话语被强制性地生产出来的。

对于巴特勒的这种观点，有不少人认为她回避了身体的生物学限制，以女性身体能够孕育生命为例，男性身体为什么就没有生产出孕育胎儿的能力呢？巴特勒在1998年与彼得·奥斯伯恩和林恩·西格尔所作的《作为表演的社会性别：巴特勒访谈录》中对此专门作了针对性的回答。

首先，巴特勒并不否认确实存在着一些源于身体本身的限制，只是她在谈论“性”

的推论性局限时，没有同时谈论对于话语的限制而已。

其次，针对生育的例子，巴特勒巧妙地反问道：“身体在什么程度上通过其孕育生命的能力获得定义？为什么是怀孕使得身体获得定义？”

此处，在怀孕问题上所集中体现出来的难道不正是某种总体制度性的实践吗？“虽然，女人的身体总体上讲的确被理解为具有孕育生育的能力，但事实是，还有女婴、女孩、老年妇女以及不能怀孕的几种年龄的女人。

即使在概念上妇女具有怀孕的能力，但那也不一定是她们身体的显著特征，或者甚至是使得她们成为女人的显著特征。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想使再生产的或然性成为区分身体性别的中心。

我不能确定在区分身体性别时怀孕的能力就是最显著的或主要的特征，我也不能确定究竟什么是区分身体性别的显著特征，如果怀孕的能力被确定为区分身体性别的主要特征的话，我认为那是一条强加的准则，而不是对生物学限制的中性描述。”

一个二三十岁的妇女，由于生理原因无法怀孕，或者由于社会原因不想怀孕，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她都得同规定她性别的准则作斗争，因为她会遭遇一种可能来自本人、也可能来自外部的失败感或不足感。

如果她身处一个思想上较为开明的环境，她的这种感觉可能会减轻一些，那么，“为什么想要抚养孩子而不想生育孩子的女人，或既不想抚养又不想生育孩子的女人就不能拥有她的性别而又不感受到一种隐含的失败感或不足感呢”

？也许出于同样的考虑，玛丽·奥布莱恩把“男性统治”

定义为：对女性繁衍后代过程的主宰和控制。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则更为直截了当地指出，对妇女而言，人口再生产是痛苦的陷阱。

[188]

有些女性主义政治学者认为妇女解放的源泉来自于对人类再生产过程的恰当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妇女人口再生产劳动与男性将人口再生产神秘化之间的矛盾。

显然，在身体问题上，巴特勒并不是要否认某种生物学上的差异，而是要探究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推论性的、体制性的条件下，某些生物学差异会成为性别区分的显著特征。

可以说，巴特勒的研究工作凸显了对性别作为一种政治范畴的批判，巴特勒认为：“当人们问‘这些不是生物学差异吗？’时，他们并不是真正对身体的物质性进行提问，他们实际上是在问再生产的社会体制是否是考虑社会性别的最显著的机制。

存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推论性的强制实施的准则。”

[189]

三性别的表演性

琼·斯科特在《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一文中指出：将社会性别当作一个分析域是20世纪末的新生事物。

事实上，社会性别是作为妇女概念的某种发展而被女性主义研究者采纳的。

在60年代的女性主义学者眼里，“妇女”

无疑是一个处于核心地位的概念，妇女作为一个被迫屈从的群体，她们的社会角色被贬值，她们的经验被认为是有问题的，通过展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妇女系统性的、普遍性的歧视，女性主义迎来了“以妇女为中心”

的学术发展阶段。

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研究者认识到，如果没有男性参与改变现状，要充分认识并有效地改变妇女的屈从地位，以及她们的种种不利状况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受压迫者对压迫者的了解，往往比压迫者对她们的了解有过之而无不及。

于是，社会性别的“关系性质”

问题就浮出了海面，也就是说，妇女相对男性而言的社会位置，作为社会性别的关系，必须被置于复杂的支配机制中加以审视。

这样，性与社会性别在概念上的区分就得以确立了，“性”

（sex）代表了人的自然属性，而“社会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