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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朱迪丝巴特勒的后现代性别政治理论（第4页）

（gender）则表现为“男性气质”

和“女性气质”

，代表了男性和女性的文化特征。

[190]换句话说，社会性别，作为社会的构成，指的是通过社会学习得到的与两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这是男女在日常接触中根据约定俗成的惯例交往从而取得的。

于是“社会性别”

就作为“妇女”

的同义词，在美国女性主义学者中广泛地被采用，被用来强调性是区分社会地位的基础。

“社会性别”

着重强调女性气质的规范定义的相关性内容，但似乎比“妇女”

更加中立、客观一些，既包括妇女，又并非特指妇女。

它本身没有表明不平等或权力的内容，也不代表受迫害的一方。

从社会科学术语的角度来看，“社会性别”

似乎更符合需要，但这一术语的新用法同时也质疑了正统的学术权威，因为用“社会性别”

作为“妇女”

的代名词充分表明与妇女相关的信息同时也与男人相关，所以对妇女的研究也就意味着对男人的研究。

近年来，女性主义者们开始大量地使用“社会性别”

一词，用以表示两性关系中的社会结构。

社会性别强调的是一个完整的关系体系，其中包括性，但又不直接受制于性，也不直接决定性关系。

然而，“社会性别”

一词虽然表明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却没有表明这种关系的构造原理、发挥作用的过程及其变化过程，此外，从它描述的角度来看，它仍然是一个与妇女研究相关的概念。

[191]

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激进代表，巴特勒的前卫之处在于：向认为性与社会性别之间存在着差异的传统女性主义观念提出了挑战。

巴特勒认为不存在性别，只存在社会性别，因为生物学上的性别并不是一个可以被理解为不受文化约束的前推论性的现实，而且对生物学上的性的研究本身就是一个生产对身体带有文化倾向性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隐蔽了那个通过把生物学知识描绘成经验性证明而建立起来的过程，因而使得男人和女人的范畴及其各自特征成为我们对现实的常识性理解的一个组成部分。

巴特勒通过否认性与社会性别之间存在着区别，强调了“性”

范畴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别化了的范畴，带有很强烈的政治色彩，并被政治性地自然化了，但它本身却并不自然。

[192]巴特勒颠覆性与社会性别的区分的策略是，把身份概念从原因概念变成结果概念，也就是说。

一个人与生俱有的身体并不决定他（她）的身份，相反，身份是一个人行为的结果。

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独创性地提出：社会性别是表演性的。

所谓表演性，不同于表演，表演假定了一个主体，而表演性与主体概念有冲突。

巴特勒的这番论述是以福柯式的前提开始的，即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话语生产作用的，而话语产生的作用又部分地生产并动摇了主体。

显然，巴特勒对表演性的思考，着眼于话语有能力生产它所命名的东西这一方面，事实上，当我们开始仔细考虑何时才能讨论话语生产主体时，我们显然已经在谈论某种生产性的比喻了。

于是，巴特勒就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表演性，尤其是表演性的言语行为（那种把它们命名的东西变成存在的言语行为）上，这正是话语以一种相当具体的方式成为生产性行为的时刻。

巴特勒借鉴了德里达对奥斯丁的重写，并且进一步指出，这种生产性行为实际上总是通过某种重复和叙述产生的，因此，表演性就是一种工具，表演性的本体论作用通过这一工具得以确立；表演性就是一种推论性模式，通过这种模式，表演性的本体论作用得以成立。

一般读者之所以对《性别麻烦》表示出极大的热忱和兴趣，是因为他们喜欢把社会性别看作是一个“即兴演出的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