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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 苏卡尔事件和后现代的限度（第2页）

观点，并引用罗素“迷信是一切残酷的根源”

的话，对二三十年来所谓“新学院左派”

和“科学研究”

的人文和社会学者的思想大加讨伐，认为这些人都喜欢将自己的意识形态霸道地强加于原本是自由的科学。

于是，包括60年代“五月风暴”

以来的整个新左派，受库恩、福柯、法国后结构主义影响的“科学研究”

，受谢平（Shapin）、谢佛（Schaffer）、拉图尔（BrunoLatour）、女性主义、环境生态主义等影响的各种声称“科学研究”

的人文和社会学研究，都被扣上了“高级迷信”

的帽子。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谓的“科学研究”

，是指近一二十年西方兴起的整合性批判研究，它企图综合当今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乃至科学的民族志以及社会学研究等的各种取向。

列维特和格罗斯尤其不能忍受的是《社会文本》编辑洛斯（AndrewRoss）这样一个英文系教授在批评“科技文化”

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敌意，洛斯在他一本名为《奇异的气象》的书中这样写道：“这本书是献给我从未有过的所有科学教师，没有他们，这本书才有可能写出来。”

显然，《高级迷信：学院左派及其对科学的叫嚣》是一本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之间意气之争的产物，这本论证广泛、全面出击的著作虽然生动有趣，但由于作者固守启蒙真理的立场，不愿意深入探讨60年代以来许多“后实证”

、“后结构”

的“科学研究”

的核心问题，而只满足于指责人文学者简单化的研究弊病，因此，《高级迷信：学院左派及其对科学的叫嚣》还算不上是令人信服的著作。

但是，苏卡尔声称他正是受了这本书的启发，才有了这次惊人之举。

苏卡尔在《社会文本》发表他的檄文后不到三个星期，在一家专事学术界趣闻轶事的杂志LinguaFranca登出了他本人的一篇“坦白书”

，声明那篇论文完全是他蓄意编造的荒谬之作，投寄给《社会文本》是想以恶作剧的方式进行一次“物理学家对于文化研究的实验”

：测试一份在北美具有权威地位的、由著名学者詹姆逊和洛斯等参加编辑的文化研究刊物究竟有怎样的学术标准，看看它是否会采纳一篇漏洞百出、荒诞至极但编造得貌似有理且投编辑所好的文章。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了他的猜测——“人文研究的某些领域，严格的学术标准正在下跌”

。

[198]

苏卡尔的声明刊出后引起一片哗然，立即激起热烈的反响和争论，形成了所谓“苏卡尔事件”

。

就在“苏卡尔事件”

爆发的第二天，后现代派学者菲什（StanleyFish）率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反击，1996年8月8日主流派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温伯格（StevenWeinburg）在《纽约书评》上发文为苏卡尔的成功叫好，抨击后现代派不懂科学，并从文化科学二元论的角度论述“物理研究的结果没有文化上的后果，而且物理研究不需要其他文化上的资源”

。

随即一些生物科学家和物理学家在10月3日的《纽约书评》上对温伯格的批评发起了的强烈反击，认为与后现代的“泛文化主义”

一样，温伯格的论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从二元论出发，将经他化约过的科学与文化完全隔离开来了。

近代物理史家怀斯（NortonWise）认为《社会文本》的编者只是愚蠢，而温伯格的影响则更坏，他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大肆宣扬天真的化约论。

虽然怀斯的近代物理史研究非常出色，但他却为批评温伯格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在一些科学家联合阻挠下，最终未能获得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终身教授职位。

拉图尔为此颇为愤慨，并在互联网上向苏卡尔叫板，认为他既然以维护知识操守自居，那么现在就应该站在科学研究这一边，严厉批评一些科学家的反知识的态度。

1996年11月在世界科学哲学学会两年一度的大会上，还组织了一场专题讨论会，由苏卡尔与后现代科学史家皮克林（AndyPig）就科学知识的本质问题展开辩论，皮克林托故避战，世界科学哲学学会前任会长、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法因（ArthurFine）和现任会长弗里德曼（MichaelFreedman）等人在专题讨论期间以及会后与苏卡尔展开长达数小时的舌战。

苏卡尔任职的纽约大学也组织了一场公开辩论，让苏卡尔与洛斯当面交锋，将此事件推向戏剧性的**。

“苏卡尔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