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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 苏卡尔事件和后现代的限度（第3页）

还很快波及法国等国家。

正当辩论方兴未艾之际，苏卡尔又在1997年10月推出了一本与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理论物理教授布里可蒙（JeanBrit）合作的法文版新书《知识分子的欺诈》，它出版后立即登上了非小说类的畅销书排行榜，在法国知识界掀起轩然大波。

法国《解放报》、《世界》周刊和《研究》杂志组织了专题报道，包括德里达在内的一些著名学者纷纷发表观感，使“苏卡尔事件”

成为欧美知识界近两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热门话题。

苏卡尔和布里可蒙在《知识分子的欺诈》一书的序言中，不无得意地评点了苏卡尔的恶作剧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不少文学和人文学界的青年（还有不太年轻的）写信给苏卡尔，感谢他表达了他们对统治他们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反驳：例如，有一个自费大学生表示他的感觉就像是花钱买了童话中那位赤身**的皇帝的新衣。

另一个学生说他和他的同学们都感到欢欣鼓舞，只是要求不要透露姓名，因为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他们的学科彻底改造。

不过在此以前必须先得到永久职务。”

[199]苏卡尔解释了自己的动机是：对于广大的文学研究和人文学界似乎都皈依了后现代主义感到既惊讶又恼火，因为这一思潮的特点无非是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或明或暗的拒斥，对所有经验的测试作出自行其是的理论发挥，以及在认识论和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其表现之一就是把科学当作“叙事”

或社会结构来对待。

随后，苏卡尔和布里可蒙还指责了后现代主义对于物理学—数学名词的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滥用，已经到了作伪的程度，并试图推而广之地分析充斥于后现代派著作中的某些思想混乱，而这种混乱在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话语的内容和哲学思考中都是同时存在的。

苏卡尔和布里可蒙在书中打算重点讨伐后现代派的四种“滥用”

现象：

（1）侈谈自己实际上最多只有模糊观念的科学理论。

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只是使用一些科学（或表面上科学的）名词，而对其含义并不关心。

（2）把精确科学的概念原封不动地引进人文学科，而丝毫不经过任何经验的或观念的论证。

一位生物学家如要把拓扑学的基本概念（例如环面的概念），或是（数学）集合论乃至解析几何的理论运用到他的研究领域，是会被要求作出解释的，单是模糊的类比同行们将不屑一顾。

这里可是相反，拉康告诉我们说，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结构正好就是（拓扑学的）环面（甚至说这就是现实本身!见该书27页）：克里斯蒂娃（Kristeva）告诉我们，诗的语言属于连续统的幂（见该书42页），鲍德里亚说现代战争是在非欧几里得的空间展开的（见该书135页）。

（3）作渊博状，厚着脸皮硬把与上下文完全无关的科学术语硬往读者头上堆，其目的显然是要镇一下或者吓唬非科学界的读者。

有些评论家真的给唬住了：莱希特（Lechte）盛赞克里斯蒂娃的严谨（见该书42页），《世界报》对保尔·维里留的渊博表示钦佩（见该书153页）。

（4）玩弄毫无意义的语句作文字游戏。

这是一种对文字异常着迷而对意义异常漠视的综合征。

苏卡尔和布里可蒙认为问题出在：“这些作者说这些话的态度似有绝对把握，而凭他们的能力决无理由有此把握。

拉康自诩运用了‘拓扑学的最新发展’（见该书28页），拉图尔大约是从爱因斯坦那里学到了些东西（见该书121页）。

他们显然是想借精确科学的威望来给自己的话语涂上严谨的外衣。

而且，他们似乎心安理得地认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滥用科学概念。

没有人会叫道：皇帝没穿衣服。

我们的目的恰恰就是要点破皇帝没穿衣服。

我们决无意对人文学科和哲学进行普遍的攻击，而是想要唤起在这领域内工作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警惕。

我们特别想‘解构’这类文本所享有的盛名——号称因为深奥所以难懂。

在许多案例中我们都能证明，其所以看起来晦涩难懂正是由于它什么也没有说。”

[200]

在“苏卡尔事件”

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尖锐的对立现象。

有人指责苏卡尔以欺骗的手段愚弄编辑和读者，这种“恶意的玩笑”

本身已经违背了最基本的学术道德，是哗众取宠，博得虚名的负面典型，对科学与文化之间的对话毫无建设性的意义。

也有人激赏这是一次“绝妙的实验”

，认为当一知半解却以把玩晦涩的名词术语来假冒深奥成为时尚时，当所有“外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