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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书与曲笔（第6页）

的具体内容，而是强调了这样一个思想：“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

他是把“好是正直，善恶必书”

看作史家见识的一种重要形式。

就其本意来说，他讲的史识是包含了史家在“史德”

方面的要求的，只是他没有明确地提出“史德”

这一史学批评的理论范畴罢了。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史德》篇，提出了“史德”

这个理论范畴，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进展。

章学诚论“史德”

，着眼于对作史者之“心术”

的探究，这就把史学上关于“直书”

与“曲笔”

之对立的认识推进到更深的层次。

章学诚认为：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13]

这里，章学诚提出了一个史学批评的新模式，即史识——史德——心术。

这是章学诚在史学批评史上的新贡献。

在他看来，不辨心术则无以论史德，不明史德则无以论史识：这是“文士之识”

与史家之“识”

的重要区别。

换言之，只有辨心术，明史德，方可言史识。

这是章学诚在史学批评理论上超出刘知幾的地方。

那么，“心术”

是什么呢？《管子·七法》称：“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

尹知章注谓：“凡此六者，皆自心术生也。”

章学诚论心术，当是继承这样的古义。

他指出：“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

这是因为事有“得失是非”

“盛衰消息”

，史家往往由此而“气积”

“情深”

以为史文，却又常常忽略其中有“天”

即指“事”

，有“人”

即指史家，不能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他进而强调说：“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

，“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