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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撰的得失（第6页）

。

他强调说，史氏记录，须得本末；主张行状之作，“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则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

[9]。

行状，是记述死者世系、郡望、生卒年月和生平概略的文章，盛行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以下。

“国史”

中的列传，往往多据行状而作；行状失实，则“国史”

难以取信。

李翱提出的批评和“指事说实”

的命题，在历史撰述的实践上和史学批评的理论上，都是有价值的。

唐武宗时，朝廷大臣还就修史体例上奏皇帝，提出，“实录”

中多载“禁中之语”

和大臣“密疏”

，实为不妥。

认为：“君上与宰臣及公卿言，皆须众所闻见，方合书于史策。

禁中之语，向外何由得知？或得于传闻，多出邪佞，便载史笔，实累鸿猷。”

至于大臣“密疏”

，“言不彰其明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实难取信”

。

建议：今后实录撰写，“所载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须朝廷共知者，方可纪述，密疏并请不载。

如此则书必可法，人皆守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

[10]。

这里讲的言论“须众所闻见”

，章奏“须朝廷共知”

，是强调了史家撰史所依据此类史料的公开性，即可考察性，以避免历史撰述中“事多纰缪”

的弊病。

李翱和李德裕所提出的批评与建议，在行状和实录备受重视的时代，是有重要意义的。

吴缜《新唐书纠谬》一书，“摘举”

《新唐书》“谬误”

四百余条，“取其相类者，略加整比”

，分为“以无为有”

“似实而虚”

“书事失实”

“事有可疑”

等二十门，旨在证明《新唐书》“不考事实，不相通知之所致”

，论证“为史之意”

首先在于“事得其实”

。

诚然，《新唐书纠谬》所“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