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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撰的得失（第7页）

之“谬”

，颇有不当，清人钱大昕已有辨析。

[11]但吴缜认为，“事得其实”

是作史的基本要求，他的史学批评思想，无疑是对的。

史注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一方面肯定《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

；另一方面又着眼于事实而为其作注：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辩其失。

[12]这种以事实作为注史要旨的传统，后来由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考异》发展到极致。

“考异”

，可以认为是以考订历史事实为主旨的一种自注。

至于中国古代的考史家，在考订和辨析历史事实方面取得辉煌成绩者，当以钱大昕、赵翼、王鸣盛最享有盛名。

他们各自撰写的《廿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这三部书，是清代乾嘉时期考史学派的代表作。

王鸣盛卒于1797年，钱大昕卒于1804年，赵翼卒于1814年，早卒于德国“兰克学派”

创始人兰克（1795—1886年）70—90年。

钱大昕所谓“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

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

，“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

[13]的史学批评思想，则多少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历史主义意识。

[1]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1～172页。

[2]《论语·卫灵公》，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7页。

[3]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4]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5页。

[5]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6]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0页。

[7]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8]杜佑：《通典》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9]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00页。

[10]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14～1315页。

参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十六，李德裕《论修史体例状》，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250页。

[11]参见钱大昕：吴缜的《新唐书纠谬》跋及书中有关按语，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2]参见陈寿：《上三国志注表》，《三国志》，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1页。

[13]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