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史法和史意（第4页）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他还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11]对此，司马迁明确表示：“小子何敢让焉。”

“义”

与“意”

本相近，但从《春秋》的“义”

到司马氏父子的“意”

，已有很大的发展。

司马迁的为史之意，在《报任安书》中做了这样的概括：“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同《春秋》的“辨是非”

、明“道义”

“惩恶而劝善”

之义，实不可同日而语。

荀悦《汉纪·高祖皇帝》序称：“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

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能备矣。”

显然，他认为“五志”

的综合，方是史家为史之意，这无疑是受了司马迁的影响而提出来的。

范晔评论司马迁父子、班固父子的言论和著述，说是“大义粲然著矣”

，并自称所撰《后汉书》中“诸细意甚多”

[12]，反映了他对“史义”

（史意）的重视。

刘知幾以论史例、史道、史笔见称，但他也强调为史之“义”

与为史之“志”

。

他因“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

，“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

他撰《史通》之志是：“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

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

[13]刘知幾对史义、史志的追求，进而发展到对“史识”

的提出，除了论述才、学、识的相互关系外，他还指出：“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

[14]他推崇孔子、司马迁、班固、陈寿这些“深识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