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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法和史意（第3页）

中“直书”

与“曲笔”

的对立。

[8]刘知幾还论到史家撰述中所取史事的真伪、详略以及语言、文字表达上的要求。

[9]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史道”

“史笔”

的重要问题。

《史通》一书涉及史学的很多方面，但它主要是从史书的形式、书事的原则、内容的求真、史事的处理和文字表述的要求等几个方面，展开对以往史学的批评的。

他讲的“史例”

“书事”

“史道”

“史笔”

，丰富、发展了前人关于史家“书法”

的思想。

他说的“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其实就是说“史法”

。

值得格外注意的是，刘知幾论史例、书事、史道、史笔，已经完全摆脱了经学家对《春秋》《左传》“书法”

的解释，也超越了文学评论家刘勰把史书作为一种文体来看待的行为，这是从史学的独立品格来讨论这些问题的。

这是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的重要贡献。

在他之后，讨论“史法”

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如韩愈、郑樵、叶适等。

“史意”

这个范畴的含义，可以追溯到孟子论春秋时期各国国史时所说的“事”

“文”

“义”

中的“义”

。

这个“义”

，按孟子所说，是产生于西周时期的《诗》中所蕴含的褒贬之义，孔子自谓其所修《春秋》就继承了此“义”

[10]。

这也是《左传》评论《春秋》时指出的“惩恶而劝善”

之义。

秦汉以下，不少史家都重视对“义”

的讨论和贯彻。

司马迁著《史记》而与上大夫壶遂发生论难，乃反复申述孔子《春秋》之义，认为：《春秋》以道义，其指数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