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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法和史意（第2页）

，显然也包含了对所记事件的评论和有关人物的褒贬。

这是当时史官记事的一种成例，在春秋时期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孔子修《春秋》，“发凡言例”

，“属辞比事”

，一方面反映了他对历史的见解，一方面也是对这种书法传统的总结。

西晋杜预做《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归纳《春秋》有五例，《左传》有三体。

“五例”

是“微而显”

“志而晦”

“婉而成章”

“尽而不汙”

“惩恶而劝善”

，这本是《左传》称赞《春秋》的几句话。

[4]“三体”

是从“五例”

推演而来，即“旧例”

“变例”

“非例”

。

杜预认为：史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

[5]。

这些看法，不免穿凿。

朱熹指出：“《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为也。”

又说：“《春秋传》例多不可信。

圣人记事，安有许多义例！”

[6]但从史学上看，杜预所论，是从“体”

“例”

方面来阐述《春秋》《左传》书法之较早的文字。

刘知幾著《史通》，极大地丰富了史家关于史书体裁、体例的思想，也扩大了“史法”

的内涵。

他认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

[7]刘知幾说的“史例”

，是指史书在外部形式上的规范和内部结构上的秩序，这种规范和秩序也反映着史家对史事之是非、人物之褒贬的看法。

他对史家记事的原则和要求，也有专篇论述，并揭示了史家“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