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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时势事理（第2页）

之意。

曹冏、陆机说的“先王”

，或起于夏朝，或始自黄帝、唐尧，他们把分封制看得这样古老，无疑是出于臆测。

对于曹、陆二人的认识，后人有不同的评论。

唐人颜师古、刘秩大致是赞同这种认识的；而魏徵、李百药、杜佑、柳宗元是明确批评这种认识的。

李百药和柳宗元分别写了题为《封建论》的专文，进行辩难。

他们的所谓“封建”

，是指“封国土，建诸侯”

即分封制。

李百药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出发，批评曹、陆等“著述之家”

在对待分封制上是“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

，恢复分封制无异于“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理刘〔汉〕曹〔魏〕之末”

；果真如此，则纲纪紊乱，断可知焉。

李百药进而认为：“得失成败，各有由焉。”

他引用“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

[3]的古训来证明自己的论点。

不过，李百药对“与时消息”

并未做出理论的说明。

从史学批评来看，柳宗元的《封建论》有更浓厚的理论色彩。

柳宗元从分封制的产生和沿袭去推究它产生的原因，从而涉及人类初始的一些问题。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涉及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的物质动因了。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为唐宪宗等对藩镇用兵提供历史方面的说明，它在历史理论和史学批评上的贡献是提出了“势”

，这一历史哲学范畴作为“圣人之意”

的对立面来说明历史变化的动因。

柳宗元指出：“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

势之来，则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他从“生人”

之初为“自奉自卫”

的发展趋势，阐明“封建”

产生是一个自然过程，“非圣人意也，势也”

。

他还以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郡县制的实行，不仅有其必然性，也有其优越性。

他以周、秦、汉、唐为例，认为周之亡“失在于制，不在于政”

，秦之亡“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汉代“有叛国（指封国——引者），而无叛郡”

，所以“秦制之得，亦以明矣”

；唐代“有叛将（指藩镇——引者），而无叛州”

，足见“郡县之设，固不可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