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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时势事理（第3页）

。

柳宗元依据历史事实反复论证：殷周时代的“封建”

，并不是“圣人”

事先制订的政治蓝图，而是当时的形势使然。

他坚定地认为：“非圣人意也，势也。”

[4]因此，怎么能够把郡县制的实行看作违背了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圣人之意”

而加以反对呢！

自司马迁以下，不少史家都讲到过“势”

，但真正赋予“势”

以历史理论之明确含义的，是柳宗元的《封建论》。

它在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上的价值，可以用宋人苏轼的话作为概括：“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曹冏）、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

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

[5]柳宗元认为历史变化是社会发展趋势决定的，这就赋予了“与时消息”

以丰富的社会内容，并把它向前推进了。

二、“时势”

与“事理”

柳宗元用“势”

来说明历史变化的动因，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理论上的启示。

宋人曾巩、范祖禹、苏轼和明清之际王夫之都各有阐发。

曾巩撰《说势》一文，[6]其历史见解是折中于“用秦法”

与“用周制”

之间。

文中所说“力小而易使，势便而易治”

的“势”

，是指一种综合的力以及这种力与力之间的对比，同柳宗元说的“势”

的含义不尽相同。

此文还批评“病封建者”

与“病郡县者”

二者“皆不得其理也”

。

章学诚说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

，由此可见一斑。

范祖禹引用《礼记·礼器》说的“礼时为大，顺次之”

的话，进而阐发道：“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

，“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

[7]。

范祖禹说的“时”

，义颇近于柳宗元说的“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