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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术与名教（第4页）

之正与不正的区别。

这显示了章学诚在理论上确有超出刘知幾的地方。

然而，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即《文史通义·史德》篇几乎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证明”

，司马迁的《史记》是如何符合于“名教”

的要求的。

章学诚所阐说的理由有三条。

其一，司马迁自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4]，“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5]，是其撰述的本旨。

其二，司马迁所云“发愤著书”

，只是“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

，后人以此为“怨诽”

之情以至于纷纷“仿效”

，实在是“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

。

其三，《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等篇，“不能无所感慨”

，其实不过是“贤者好奇，亦洵有之”

，而其余诸篇都是“经纬古今，折衷《六艺》，何尝敢于讪上哉”

！

章学诚进而得出结论说：

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后人附会有过。

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

夫以一身坎坷，怨诽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

……《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

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

[6]

这是章学诚从“心术”

论到“名教”

的很重要的一段话，反映出他的史学批评之指导思想上的一个方面。

不过，章学诚所举出的那些理由，用来“证明”

他上面这段话的论点，是极勉强的。

首先，以司马迁撰述《史记》的本旨来证明它“不背于名教”

，这实际上限制了《史记》本旨的历史价值和史学价值。

其次，对“发愤著书”

的解释，既否定了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

一派的意见，也否定了“仿效”

《史记》一派的意见，一言以蔽之曰“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

，则尤为过分。

最后，以“贤者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