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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术与名教（第8页）

君又有“暗主”

和“明君”

的区别，前者“不足与谋”

，而后者不可不与之谋，臣子也可以对其采取不同的态度。

王夫之的“三义”

论，包含有明显的正统观念和汉族中心论的思想，但它在批判君臣关系等同于天地关系的神圣性方面，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名教”

观念的产生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在史学上的反映对于说明一定历史时期的史学的特点也是有意义的；但总的来看，“名教”

观念不论对于历史撰述来说，还是对于史学批评来说，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

古代史学和史学批评的发展，尽管不断对此提出种种批评，但要最终清除其影响，却又是难以做到的。

这正是它的局限性的一种表现。

与此不同的是，刘知幾所说的“直道”

和章学诚所说的“心术”

，强调史家主观道德的修养对于历史撰述的重要，则始终是古代史学和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

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是有联系的，但又不好完全等同起来，它们在史学批评上的作用，自亦可分别看待。

[1]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2]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3]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4]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5]司马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6页。

[6]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60页。

[7]袁宏：《后汉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页。

[8]参见袁宏：《后汉纪》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09页。

[9]袁宏：《后汉纪》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0页。

[10]袁宏：《后汉纪》卷二三，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48页。

[1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1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八《唐书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59页。

[13]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四十六“唐书六·宰相表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06页。

[14]李贽：《藏书·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页。

[15]李贽：《藏书》卷四十《史学儒臣传·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92页。

[16]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安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