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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第1页）

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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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批评的方法论举例

一、三史是非和史学批评方法论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关于国史、野史、家史的评论，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关于它们在史学价值上的是是非非，存在着不少争论。

这些看法和争论，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方法论问题。

明代史家王世贞针对本朝的史学，就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阐述了精辟的见解。

他说：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1]

这一段话，概括地指出了国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方面及其终于“不可废”

的方面，言简意赅，可谓史学批评上的确论。

其中，包含着在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反映了王世贞的卓见。

他总结的“人恣而善蔽真”

“人臆而善失真”

“人谀而善溢真”

的三种情况及其有关的概念，尤其具有理论的意义。

在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这是经过漫长的道路和反复的认识才达到的。

二、“人恣”

与“蔽真”

“国史人恣而善蔽真”

，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明代史学。

《史通·古今正史》关于唐初以前国史撰述的批评，颇涉及一些“人恣”

而“蔽真”

的现象。

如此书借用班彪的话，批评扬雄、刘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

；批评曹魏王沈《魏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

；指出十六国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刘渊时史事及功臣传，“甚得良史之体”

，但遭到他人诬陷，被刘聪“怒而诛之”

。

后赵石勒时，史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还有其他史臣“相次撰述”

；而至石虎时，“并令刊削，使勒功业不传”

。

后燕董统撰国史“后书”

三十卷，“但褒述过美，有惭董、史之直”

。

前秦史官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撰述国史，苻坚见书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