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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野史家史的是非（第6页）

。

但他还是肯定了家史在“赞宗阀、表官绩”

方面的作用，认为这也是“不可废”

的。

王世贞把家乘铭状完全视为“谀枯骨谒金言”

的虚妄之词，虽然也有点过分，但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什么是“家史”

？刘知幾说：“高门华胄，奕世戴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

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牒》、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

此之谓家史者也。”

[18]根据刘知幾的看法，谱系是家史的一种形式。

《隋书·经籍志》有“谱系”

篇，其序着重指出了它们在反映社会面貌方面的作用，如说：“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

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

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

这是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了当时社会门阀化的重要情况。

刘知幾认为，家史所记有两大局限，一是在内容上“事惟三族，言止一门”

，二是在时间上倘若“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

[19]，所以他对家史的价值评价不高。

家史本有这样的局限，加之作者“纪其先烈”

，往往自夸，故虽处门阀时代，亦不能免于人们的批评。

如刘知幾本人曾撰《刘氏家史》和《谱考》二书，所论、所考，“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

[20]。

严肃的家史著作尚且如此，更何况浅薄之作。

家史如此，铭状尤然。

中晚唐之际，史臣李翱有“论行状不实奏”

。

他指出：

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

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

今之作行状者，非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

如此不唯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所受恩而已也……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

[21]

他进而建议：“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

王世贞说的家史铭状“人谀而善溢真”

，“谀”

“溢”

二字，简直就是对李翱所论的绝妙的概括。

当然，并非所有的铭状都是如此，但“人谀”

而“溢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