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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更迭的开端（第2页）

康有为、严复都主张“循序而进”

，不赞成激变，因而都带有庸俗进化论的局限。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倡“新史学”

，夏曾佑写出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这是中国近代史学萌生在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和具体表述。

而章太炎倡言革命论，从而突破了康有为、严复庸俗进化论的樊篱。

总之，古代史学日衰，近代史学日盛，这是中国史学分化的大趋势。

二、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

鸦片战争前，龚自珍曾著《西域置行省议》一文，反映了他对边疆事务的重视和远见。

鸦片战争后，研究边疆史的人多了起来，其中以张穆、何秋涛、姚莹最为知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带有民族危机的时代紧迫感。

张穆（1805—1849年）的代表性著作是《蒙古游牧记》十六卷。

他以十年之功撰成前十二卷，“末四卷尚未排比”

他就去世了，后经何秋涛以十年之功补辑而成，并校阅了全书，于咸丰九年（1859年）刊刻行世。

《蒙古游牧记》以方域为骨骼，以史事为血肉，记述了内外蒙古自古代迄于道光年间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

作者自序说：“今之所述，因其部落而分纪之。

首叙封爵、功勋，尊宠命也；继陈山川、城堡，志形胜也；终言会盟、贡道，贵朝宗也。

详于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所以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也。”

[1]书中详载土尔扈特部“走俄罗斯，屯牧额济勒河”

，而在顺治、康熙年间“表贡不绝”

，并最终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渥巴锡时“挈全部三万余户内附”

[2]的感人史实，这突出地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对世人也有极大的启示。

祁寯藻在为此书写的序中，论述了蒙古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本书的价值，反映了此书所具有的时代意义。

何秋涛（1824—1862年）的边疆史地研究着眼于中俄边界问题，曾撰《北徼汇编》六卷。

咸丰八年（1858年），他在此书的基础上扩大范围，增益为八十卷，并奉旨“缮写清本”

进呈，于次年由军机处呈递，咸丰赐名《朔方备乘》。

此书的重要价值，是它考察了东北、北方、西北的边疆沿革、攻守形势和中俄关系的历史。

书中的《北徼界碑考》《北徼条例考》《北徼喀伦考》《俄罗斯馆考》《俄罗斯学考》《雅克萨城考》《尼布楚城考》《库页附近诸岛考》等篇，以丰富的史实，详明的考据，阐述了中俄边界的历史和现状。

作者对自己的这些撰述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边防之事，有备无患”

，“哈萨克之外，惟俄罗斯为强国，然则边防所重，盖可以知矣夫”

；“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

[3]。

这样的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和爱国思想。

姚莹（1785—1852年）的《康輶纪行》十六卷，是作者在四川任职并两度奉使入藏所撰札记汇编而成，本书对西藏的历史、地理、宗教、政治、戍守多有记载。

姚莹曾率军抵抗英军的入侵，故于边疆事务的重要性感受深切。

《康輶纪行》反映了作者对外国侵略者，尤其是对英国侵略者觊觎中国领土极其敏感和忧虑，故书中对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多有研究。

作者批评许多士大夫“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

，“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陵”

，“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

，“勤于小而忘其大，不亦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