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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更迭的开端（第1页）

新旧更迭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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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

自明末至清前期，中国史学已出现了嬗变的端倪。

东西方之间“道德的原则”

同“发财的原则”

发生激烈的冲突，从而把古老的中国卷进空前的危机之境地，这种嬗变的端倪便发展成明显的分化趋势。

这种分化的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史学以其深厚的根基，还在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表现为在民族危机的震撼下，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重新思考从而萌生了新的历史观念和历史研究。

这两个方面，各以古老的传统和时代的脉搏反映着当时中国的历史，也反映了清代后期中国史学发展的特征。

中国古代史学在清代前期经历了一个总结性的发展之后，在清代后期还有一个发展上的余波，并在20世纪初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古代史学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清代前期史学的延续。

清代前期的史学，除前文已经论到的各家外，还有：马骕的《绎史》一百六十篇，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谢启昆《西魏书》二十四卷，吴任臣《十国春秋》一百四十卷，邵远平《元史类编》四十二卷，汪辉祖《元史本证》五十卷，钱大昕《补元史氏族表》《补元史艺文志》等，以及毕沅主持编撰的《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五十三卷，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八十卷，阮元的《畴人传》四十六卷，浦起龙的史注《史通通释》等。

这些书，大多属于重修、补作。

清代后期，这方面的撰述陆续有所问世。

其中关于前朝史撰述，有魏源的《元史新编》九十五卷，洪钧的《元史译文补证》三十卷（内缺十卷），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一百六十卷，这三部书在内容、文献、体例、文字表述上把元史撰述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有夏燮的《明通鉴》，以接《续资治通鉴》；还有李铭汉的《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一百一十卷，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纪事本末》五十二卷，补《通鉴纪事本末》以下历朝纪事本末之阙。

关于历史人物传记汇编，有钱仪吉所辑《碑传集》（初名《百家征献录》《五百家银管集》《昭德文编》等，书名是光绪十九年苏州书局所定）一百六十卷，又卷首两卷、卷末两卷，全书分为二十五类，收录自天命至嘉庆六朝两百余年中两千两百余人传记，并注明材料来源；有缪荃孙所辑《续碑传集》八十六卷，凡二十二类，收录自道光至光绪四朝约90年间一千一百余人传记。

这两部人物传记汇编内容丰富，有文献上的价值。

还有罗士琳的《续畴人传》、诸可宝的《畴人传三编》、黄钟骏的《畴人传四编》，它们跟阮元的《畴人传》都有科学史上的价值。

清代后期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合校水经注》，都是史注名作；汤球在史书辑佚上成果颇多。

此外，在方志、野史笔记方面的撰述也相当丰富。

倘若孤立地看，古代史学在清代后期的延续，成绩还是可观的；如果全面考察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趋势，则不难看出古代史学确已成强弩之末了。

中国近代史学的萌生是在中国历史大变动中出现的，这个大变动开始的标志，是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

中国近代史学的主要特点有三点。

第一，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注入了救亡图强的民族危机意识。

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夏燮、张穆、何秋涛、姚莹等，都写出了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历史著作。

以历代皇朝治乱盛衰、得失存亡为参照系的经世致用思想，逐步转向以世界历史为参照系的国家盛衰、民族存亡的经世致用思想。

第二，传统的历史变化观点注入了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这种思想成为近代改良活动的历史理论的根据。

王韬、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著作，都以倡言变法、改良为主旨。

戊戌变法失败后，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孙中山等进而宣扬社会革命的历史理论，这成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

第三，古代史学中的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注入了近代进化论思想，这使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内涵和形式。

康有为的《论语注》《大同书》等著作使“《公羊》三世说”

和近代进化论相结合，为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张目；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以及译述的《天演论》，宣传普遍进化理论，强调“物竞天择”

“优胜劣败”

。

梁启超认为，这是“以史学言进化之理”

（《康有为先生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