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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野史1（第7页）

，证明宦官“胁迫顺宗以拥立宪宗”

及“宪宗又为内官所弑”

的事实，从而说明：“李书此条实乃关于此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

[26]又如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虽有不少神仙志怪的记载，但它却包含了一些社会史、科技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历来受到中外学人的重视。

两宋以下，有些野史笔记的作者在考证史事方面用力甚勤。

如宋人张世南著《游宦纪闻》，被称赞为“修史校书，它日或有采证，岂小补云乎哉”

[27]。

又如宋人李心传所著《旧闻证误》一书，对宋初以来各家所载朝章典制详加辨正，证其讹误，被人誉为“良史”

[28]。

野史笔记在这方面的价值，也是很重要的。

——活泼了历史撰述的形式。

《隋书·经籍志二》说“杂史”

的特点之一是“体制不经”

，是指它在体裁上不像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那样规范，即是其“杂”

的一个方面。

刘知幾《史通·杂述》篇指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所谓“自成一家”

，一指内容而言，一指体裁而言。

清人浦起龙解释《杂述》篇的要旨说：“杂述，谓史流之杂著。”

这也应当包括内容和形式两层含义。

正是这种“体制不经”

的“史流之杂著”

，使其得以用活泼的形式来撰述史事：有分卷而无标目者，有分卷而有标目者，有事后追记者，有当时所记者，有分类编次者，有依时编次者，等等。

这种撰述形式的“杂”

，确与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史书具有规范的体裁、体例迥异；但也正是这种撰述形式的“杂”

及其多彩多姿，极大地活泼了中国古代史书的表现形式，有利于史家主体意识的发挥，有利于历史记载领域的开拓，有利于史学更广泛地走向社会、走向民间。

这是唐宋以后中国史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综上，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野史笔记在思想上、内容上和体裁上，都有值得重视、借鉴之处。

不论是在研究、撰写中国历史方面，还是在促进当今史学发展方面，野史笔记都是有待于进一步发掘的史学宝藏。

[1]原载《齐鲁学刊》2000年第1期。

[2]陆龟蒙：《奉酬袭美苦雨见寄》，《全唐诗》卷六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228页。

[3]参见《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部·采撰二》；《新唐书·艺文志二》杂史类著录，“沙仲穆”

作“公沙仲穆”

。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杂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68页。

[5]一名《江南野录》。

[6]洪迈疑非孔氏所作，参见《容斋随笔》卷一五“孔氏野史”

，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