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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史学学术史的撰述方式1（第2页）

该书编者认为：“本书所选的五十四名，远不足以包括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不过，即使如此，对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同志们，还能提供一些方便和有用的资料。”

[3]这些“有用的资料”

是可以看作史学学术史的性质的。

从“史学学术史”

的观点来看，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所撰《史通》一书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六家》《二体》《杂述》《直书》《曲笔》等篇，是从制度、代表作和史书表现形式、撰述原则等综合因素构成的史学学术史的先驱之作。

从《史通》的内容来看，它是一部“商榷史篇”

、“区分类聚，编而作之”

[4]之书，也是一部史学学术史著作。

而《隋书·经籍志》史部之分类及其大序、小序，则可视为史学著作类别的区分及其思想旨趣的史学学术史论纲。

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的作者认为，史官应是“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

，“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

[5]。

这样的要求，无论是对于史官在史学学术史的地位，还是对于史官参与史学学术史的撰述，都是十分重要的。

至于刘知幾所说的“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

[6]，表明史官制度和修史传统的存在，使史学学术史（包括其他领域的学术史）的撰写成为可能。

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历史上的有关制度和前贤的有关思想，都值得我们去反复认真思考。

上述不同形式的史家传记有几个特点：一是古人居多；二是传文出自后人之手；三是学术评价没有传主的参与。

但它们在中国史学学术史上的重要参考价值，却是后人所不应忽略的。

白寿彝先生在为《中国史学家评传》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国优秀的史学家，重视社会理想。

这对于历史工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学历史，可以得到许多文化知识，可以从历史中得到许多智慧，这都是学历史的很大好处。

但更可贵的，还是史学家的社会理想、史学家对于历史前途的关注。

《易传》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这就是说从历史中可以得到许多知识，从中培养自己的品质、能力。

《诗·大雅》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这就是说总结经验，可以从中吸收经验教训。

这都可见，在很古的时候我们的先民已经很重视历史知识的作用。

《易传》又说“彰往而察来”

。

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

这就是学习历史不只是要知道过去的事情，而要从中观察未来，这就关系到史学家的理想了。

[7]

从这样一个认识高度来看，以史学家集传为表现形式的史学学术史不仅可以使史学工作者受到教育，也可以使一般读者受到教育，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学术史，因而具有更重要的价值。

二、构建近代史学学术史的一种模式

本文之所以要提出“史学学术史”

的问题，是考虑到如果专史的学术史有了深入的研究，那么，综合的学术史研究向前推进的基础或许会更坚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