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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3页）

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着区别和联系，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互相包容，即实现这种联系的重要表现形式。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学术研究来说，如果不对研究对象做某种界定（即使是相对意义上的界定），也就难以使这一研究深入下去，更不用说使这一研究得到比较系统的理论收获。

这里，我还要提到何兆武先生主编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一书。

一则是此书的书名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二则是何兆武先生在《编者序言》中对“历史理论”

和“史学理论”

做了中西比较的解释，使我受到启发。

《编者序言》写于1992年9月，起首写道：

三年前商务印书馆委托我编纂一部近现代西方有关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选集。

这里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其涵义大致相当于当今西方通常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

和“分析的历史哲学”

以及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史论”

。

经过和几位同志磋商之后，我们都认为这对我国历史学界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遂决定承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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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先生学贯中西，我确信这里所做的判断自然是极有道理的；同时，这个判断也有助于中西史学的“对话”

。

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并借以向何兆武先生请教，即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史论”

，主要指历史理论；而传统意义上的“史评”

，则主要指史学理论。

这两者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

当然，对“历史理论”

和“史学理论”

，或许还有另外一些解释，但无论做怎样的解释，对它们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看待，当是十分必要的。

我相信，持这种看法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的。

第三，中国古代史学中有没有理论？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是“记述的史学”

，没有理论。

这是1986年我在一次史学研讨会上首次听到的。

我想这种看法可能反映了史学界一些同行的认识。

作为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尽管我表明不能赞同这种说法，但又不能举出充分的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十分惭愧。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注意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方面努力发掘其中的理论成果，进而把这些成果的脉络梳理清楚，做出恰当的说明。

近十几年来，我为此做了一些研究：1992年发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一文；1994年出版小册子《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998年出版《史学志》一书，其中有“历史观念”

与“史学理论”

两章专论；2004年发表《略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一文，这多少可以表明这些年来我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的关注。

毋庸置疑，这些研究所得，还只是初步的，随着岁月的推进和研究的深入，积累也就会不断丰富起来。

在这里，我要客观地说一说，人们为什么会产生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或理论贫乏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