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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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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到的三个方面的内容，涉及史学遗产、史学变革和史学的当前任务等问题，有其逻辑的联系和历史的脉络。

尽管“史学概论”

是一门历史学的入门课程和基础理论课程，但此后关于这门课程的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形成一个**，出现多种版本。

这足以表明，史学界终于逐步认清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学的理论之间所存在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密切关系。

当然，就“史学概论”

来说，它也很难涵盖历史学领域可能涉及的所有理论问题。

比如说，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关于民族关系与统一国家发展的问题，关于地理条件对历史发展影响的问题，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的问题，关于国家职能与阶级存在的关系的问题，关于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理论问题，是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所不应缺少的内容。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所论述的许多问题[3]，都属于这一类的理论问题。

总之，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学的理论是有密切联系的，但二者又不能做等同的看待：前者是基本的或指导的理论，而后者则有较广泛的内容和空间。

第二，关于客观历史的理论和关于历史学学科的理论是什么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史学界在讨论理论问题时，“史学理论”

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词汇。

但是，人们在探讨具体问题时，“史学理论”

所指的对象并不相同，有的是指关于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有的则是指关于历史学这门学问或学科发展的认识。

这种情况，给讨论和研究都带来了一些困难。

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启能撰文指出，应当以“历史理论”

和“史学理论”

这两个概念来区别关于对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和关于历史学学科发展的认识。

我认为，做这样的区别很有必要，并就此发表了一点粗浅的认识，其中有一段文字大致反映了有关问题的缘起：

近二三年来，我国历史学界对理论的研究显得很活跃，这是令人振奋的。

那末，这样的理论研究如何才能深入下去呢？我以为，陈启能同志的文章《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见1986年12月3日《光明日报》）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陈文提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应作为两个不同内涵的研究对象来看待，并进而认为：“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理论问题的研讨虽然相当活跃，但却有一个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所讨论的问题大都属于历史理论的范围，而很少涉及史学理论。”

这个论点和这些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里，我想对陈文作一点补充：陈文侧重于理论的说明和外国史学，我打算侧重于历史的说明和中国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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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我曾以不同的方式反复表明这一看法；当然，有赞成的，也有表示疑惑的。

表示疑惑的朋友认为，“历史理论”

和“史学理论”

是有联系的，不好截然分割开来。

应当承认，这一疑惑不是没有道理的，对此，我在提出这种区分时已经注意到了，并做了在我看来是十分明确的如下表述：

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研究领域，后者是人们在研究宏观历史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统一性，历史发展的趋向，以及对重大历史现象和众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的原则与方法，等等；前者是人们在研究史家、史书、史学思潮、史学流派等史学活动和史学现象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史学的目的、史家的修养、史书的编著、史学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史学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等等。

这是它们的区别所在。

同时，它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史学活动也是一种历史活动，它也应被包含在历史理论所概括的一切历史现象之内；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史学家乃至一切从事社会实践的人对历史的研究、评论，也都在史学理论所应当总结和概括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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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史学理论”

与“历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