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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学评论的作用（第2页）

[10]可见，评论之于“分别宗旨”

的这种作用是多么重要。

章学诚说，他的《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

，“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

[11]。

又说，《文史通义》中的《言公》《诗教》诸篇，“其言实有开凿鸿蒙之功”

[12]。

把史学评论看作具有“辟其蓁芜”

“开凿鸿蒙”

的作用，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不是的。

如若我们认真地把《文史通义》读上几遍，把它提出的一些问题放到中国史学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它确实提出了不少前人没有提出的问题。

例如，它提出的记注与撰述的区别以及“智以藏往，神以知来”

“体方用智”

“体圆用神”

的思想，通史有四体、六便、三弊的思想，“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的思想[13]，等等，都带有理论探讨的性质，且多发前人之所未发。

章学诚的那种自信，不是没有根据的。

总之，在刘知幾等人看来，史学评论对于考察一种史学现象、纠正不良的史学研究风气，对于爬梳纷繁的学术流派的“宗旨”

、指明后学“入门”

的途径，对于着重在“史意”

上提出新的问题，开拓史学研究的领域，对于关乎社会生活的“王道”

“人伦”

的影响等，都有积极的作用。

这种积极作用的具体表现，刘知幾概括为这么几句话，就是：“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

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

[14]史学家如果不对史学工作做历史的回顾和理论的思考，是不可能写出有分量的史学评论著作的，当然也就不可能产生所谓“贯穿”

“网罗”

“商略”

“发明”

的作用。

如果这个认识大致不错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