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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认识史学到认识历史的丰富性（第1页）

三、从认识史学到认识历史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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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认识史学走向认识历史的认识活动，其中包含着这样一条客观规律，即随着史学的发展和史书体裁的演变与丰富，人们通过史学认识历史的途径越来越多，进而从理论上对这一认识活动的概括也就越来越明确。

刘知幾《史通·二体》篇针对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的特点和长处，指出：

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

理尽一言，语无重出。

此其所以为长也。

……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此其所以为长也。

[11]

这是对“二体”

长处的概括，实质上也是人们通过这两种体裁的史书去认识历史的两种途径。

其中，纪传体史书可以被认为是帮助人们全面认识历史的途径，但需要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善于综合纪传体史书各部分所提供的历史知识，使这一认识活动收到融会贯通的效果。

至于编年体史书，以年代顺序记事，是其一大优点，而于历史人物及其主要言论涉及不多，因而需要从其他的史书体裁所记历史内容来补充这一认识活动，以丰富对历史的认识。

杜佑《通典》一书，为人们从制度层面提供了认识社会历史演变的途径，提供了人们对国家职能及其政治结构之整体认识的清晰思路和逻辑联系。

时人李翰《通典序》对此做了明确的阐述：

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

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

必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

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

故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

如人支脉，散缀于体。

凡有八门，勒成二百卷，号曰《通典》。

非圣人之书，乖圣人微旨，不取焉，恶烦杂也。

事非经国礼法程制，亦所不录，弃无益也。

若使学者得而观之，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为功易而速，为学精而要。

其道甚直而不径，其文甚详而不烦，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不假从师聚学，而区以别矣。

非聪明独见之士，孰能修之。

[12]

李翰序文的主旨是论述《通典》作者的经世致用的撰述旨趣，同时也阐述了《通典》一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价值。

这一认识把刘知幾所说的“志以总括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