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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鲜明的通史家风气度（第3页）

的重大发展。

《范文澜全集》第十卷收录了范老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论文和演讲有：《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1940年）、《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1955年）、《略谈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1956年）、《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1956年）；此外，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3年修改稿）一文中，第四、五、六共三节，是讨论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的。

这就是说，在二十多年中，范老始终在探索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

范老在古代史分期、近代史分期问题上，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实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第一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范老讲历史分期问题，都是从根本问题着眼，如经济状况、阶级关系、社会基本矛盾等。

他论中国古代史分期，讲得很详细；论中国近代史分期，也讲得很详细，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在“通古今之变”

上的长期追求。

指出通史编撰的艰难，反映出了范老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认识上的理性和勇气。

范老研究、撰写中国通史数十年，对这项工作的艰难有深刻的认识。

范老这样写道：

通史的工作是这样艰难的，要认真做好通史，就必须全国史学工作者很好的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没有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中国历史几乎无法避免地写成汉族史），或研究某一专题，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

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

[5]

范老说的这些话，不仅对于写出一部好的中国通史是必要的，对于培养具有中国通史见解的史学家来说，也是必要的。

在范文澜之前，梁启超曾讲过类似的话。

他认为，先把各种“专史”

做好了，然后就“可以把一部顶好的中国全史做出来”

[6]。

但是范文澜所讲的，比梁启超讲的要深刻得多。

一是范老强调了局部同全局的辩证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减关系；二是范老指出了撰写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历史的重要性。

这是他数十年研究和撰写中国通史的感受和经验，是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为人民写通史，反映了范老崇高的历史使命感。

范老曾满怀**地写道：

中国人民需要好的中国通史，这是因为中国各民族人民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一直在创造着自己的祖国，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既然是自己创造的，产生热爱祖国，热爱历史的心情，也是很自然的。

今天人民革命胜利了，劳动人民真正当了自己祖国的家，对自己祖先创造历史的劳动和伟大，特别感到亲切与尊敬，要求知道创造的全部过程，为的继承历史遗产，从那里吸收珍贵的经验，作更伟大更美好的新创造。

……我希望全国史学工作者，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下，同心协力，为写出一本好的中国通史而奋斗。

[7]

从这里，可以看出范老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

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到1999年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百年之中，几代中国史学家为了写出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通史，倾注了不可估量的心血。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兴盛成为史学家们精神的动力、力量的源泉。

范老所说的话，也可以被看作几代史学家心声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