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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报任少卿书（第4页）

。

司马迁通过分析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的事迹揭示了一个真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坚持自己的进步理想或正确的政治主张，在遭到反动势力迫害后，为了抗争迫害而坚持斗争、发愤著书的产物。

“发愤著书说”

对后来韩愈的“不平则鸣说”

、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

都有很大的影响。

“愤”

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

“愤”

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同时它又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意识。

《史记》是中国史事第一次系统整理的伟大成果，司马迁在确定了表现大一统的民族历史和时代精神的修史宗旨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寻找一种可以承载如此深广厚重之历史内容的撰述体例。

司马迁悉心考察各种体例在表述上的长短巧拙，不拘一格，取裁熔炼，成功地开创了构架雄伟、气势宏大的新史体。

这一新史体以本纪、世家、列传为主体，遂称其为“纪传体”

。

以人物为中心，视历史为整体，是司马迁历史学编辑出版思想中光彩夺目的精华。

本纪、世家、列传三体构成以帝王为中心，公侯列旁侧，将相名臣、通儒学者、游侠义士、农工商贾等环列拱卫的庞大的历史风云人物群像，并由此刻画出与历史发展相联动的人物群体。

历史人物的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其起因、动力、过程、结果，都会表现为彼此相连的历史环节和历史因果。

这表明历史是一个时刻处于变化发展中的整体，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被孤立地割裂开来看待。

司马迁通过十二本纪的编年记事，直接描画出了中华民族自黄帝迄汉武帝3000年发展的整体历史轮廓。

但是，由于时长事繁，人多史积，历史纵向变化发展的断限和社会制度沿革更替的眉目，难免会湮没在漫长的大事记载和众多的人物传记之中。

表、书的设立，就是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本纪与世家、列传互为纲目，而纪、传与表、书又成经纬，从而使得历史变化发展的整体性表现得更加突出和清晰。

司马迁的修史理想是“成一家之言”

，《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体在结构和形式上提供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基础条件。

而理论上的表述，也即《史记》中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对历史变化发展的规律、条件、动力等问题的探究与思考，则大都集中在序、赞、论中。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注篇》中对司马迁作序、赞、论的意义有一段切中要旨的精彩评述：

太史“叙例”

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

所谓“不离古文”

，乃“考信六艺”

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

（崔潇宇）

[1]曩（nǎng）者：从前。

[2]罢：通“疲”

。

[3]说：通“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