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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和编辑大意1（第4页）

（以下各册均仿此）

一、本馆另编习字帖。

所习之字，与本编选用之字相同，使儿童随读随写，较易习熟。

本文节选自《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宋原放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537页。

【导读】

商务印书馆依靠新式教科书起家，在出版史上是公认的事实。

当时正值庚子事变后，清廷力图改革教育，一时间废科举、兴学堂的潮流，带来了庞大的教科书市场。

起初，为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南洋公学曾出版了一套《蒙学课本》，文明书局也编写了《蒙学读本》，但二者或模仿国外，或内容较深，均不太适合儿童心智发育程度。

而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的《最新教科书》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教科书，一直发行至1911年年底，其发行量占当时全国课本份额的80%。

这套教科书奠定了我国近代教育教材的基本格局。

清末，未兴办新学之前，我国的儿童读物分两种：一是“启蒙读物”

，如《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幼学》等；二是科举考试用书，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辞之类。

据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一文评价，这些书文字艰深、陈义过高，使得儿童七八年时间耗费在死记硬背上，结果除培养出少数“通儒”

外，于国家科学文明进步帮助甚小，无法做“增进智识的食粮”

。

而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与传统蒙学读物截然不同，它是以全民教育为目标，注重知识传授与能力养成，从简到繁、循序渐进，是我国小学教育从私塾制走向学校制过程中具有开创性的一套教科书。

在《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和编辑大意》文中，“缘起”

部分介绍了此套书的缘起、册数（当时学制九年共18册）、适用儿童年龄、课文内容涵盖、思想倾向，从中反映出该套书编辑的教育理念：虽为国文课本，但不仅仅是教认字作文，更着重“育人”

，凡有关人格养成、爱国和文明开化的内容均涉及之，并且循序渐进、注重趣味性。

在“编辑大意”

中，它指出了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编辑之难——要适合脑力薄弱的儿童渐入文字的领域，摒弃了十八项不适宜的原则性选材、编辑做法。

特别之处，除了课本内容，鉴于当时新式教育尚在雏形、国家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这些编辑还针对儿童的程度，提出了每日、每星期、每半年的教学进度。

值得指出的是，商务印书馆参与这套国文教科书的策划、编辑的均是从事过教学实践，而且中西学养深厚的知识精英，他们提出的这套做法，可谓是近代出版界首次提出儿童语文教育选材编辑出版思想，具有独创性，为后来语文教科书编辑出版做出极大贡献。

商务印刷馆为了这套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付出了极大的艰辛与一丝不苟的努力。

据这套书的重要编辑者之一的蒋维乔回忆，商务印书馆两位核心人物——张元济、高梦旦亲自出马，为了编这套《国文教科书》，采取圆桌会议的方式，“先定根本计划，彼此详悉辩论。

恒有为一原则讨论至半日或终日方决定者”

。

这些原则涉及第一册每课的生字选择（笔画数目）、每课的字数、行文断句；杂采各种儿童有兴味的材料，各册60课中各种历史、地理、修身、卫生等事的比重，课文图画的特点等，可谓“无微不至”

。

大原则确立得详细明晰，编辑操笔作文时就必须经过精深考虑方能落笔，再经过圆桌会议的评判，方能定稿。

这样不厌其烦、不惜成本（采用包办做法的读本，每册成本60元；而商务印书馆算上“圆桌列席人”

代价、绘图制版印刷纸张等，数十倍于包办）的努力，后来证明是极有远见的。

新版《最新国文教科书》在1904年1月推出后，立即受到全国各地学堂普遍欢迎，不到两周5000册订购一空，一个月后第二册出版，两年间又陆续出版了第三册至第十册。

于是，之前的各种儿童启蒙读本渐渐失去市场，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白话教科书之前，各出版机构编写的教材“大率模仿此书之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