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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对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总体思考（第2页）

既然如此，那么就可以通过研究与之同时的甲骨文献及现存的先秦竹木简牍，间接考证编辑的雏形和早期的出版活动。

印刷术发明于隋唐之际已有大量考古实物和文献证明，中国早在唐五代时期就奠定了政府刻书、私家刻书和书坊刻书三大出版系统的基础，而且还有佛教寺院和书院刻书两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都为出版印刷业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

最先促进印刷术发明的是佛教寺院的图文复制活动，隋唐早期印刷品多为佛像、经咒及佛教经卷便足以说明这一点。

五代出现政府刻书，并由国子监主持，使儒家经典雕印渐居佛经之上，促进了由唐代的儒释二教并重向宋代儒学复兴的转变，也进一步推动了学校和书院的刻书业。

民间私家刻书重名轻利，而且与图书的收藏、辑佚、校勘、编目、考据、整理利用活动结合在一起，进而推出一批学术成果，书坊刻书几乎与寺院同时，也是一支活跃的生力军。

他们融编辑、刻印、销售发行于一体，经营的优势就在于把出版活动放在市场之中，时刻注意读者需求，出书内容面向民间，多为农桑医圃、戏曲小说、童蒙读物，版刻形式也注意推陈出新，由社会文化需求带动书坊的生产流通，所以它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3.中国是图书文献载体材料众多，最先发明造纸术的国家。

自从文字这一知识的直接载体出现后，知识的间接载体——记录文字的材料问题就上升为图书发展的主要矛盾，各民族对此都进行过多种探索和尝试。

如古埃及莎草纸，古巴比伦的泥板书，印度的贝叶经，欧洲的羊皮书、犊皮书，古罗马的铅书、铜书等，基本上都属于自然物的简单加工，有的过于笨重，有的过于昂贵，有的极易损坏，大都不便流通。

我们祖先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生产了以龟甲、兽骨、青铜器、石碑、竹片、木板等为载体的文献，其中流通较广的当数竹片和木板，因其取材广泛，价廉易得，整治方便，还可连缀成册，因而竹木简牍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与此同时，还把文字写在丝织品上，称之为帛书。

帛书具有体积小、分量轻、携带方便、容量大等优点，但价格昂贵。

后来人们发明了一种既有竹木之廉，又有缣帛之便的新型载体材料——纸张。

纸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物，而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明，它具有上述各种载体材料的优点，同时又克服了它们的各种不便之处，是一种理想的书写材料。

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

纸的流传和普及在图书的生产和流通上具有重大作用。

由于纸张质地柔软，价格低廉，容量加大，便于文化普及，汉代以后出现了大部头的类书、诗文总集和大藏经。

东晋末纸取代了简帛，成为最通行的书写材料，而且为雕版印刷的发明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纸张几乎是惟一适于印刷的物质材料。

它的使用对印刷术的发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4.中国是最先发明印刷术，包括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套版印刷三种技术的国家。

在载体材料的矛盾随造纸术的发明得到解决以后，图书复制技术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旧有的手工抄写，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极易出错，严重地阻碍了图书的传播流通。

在捶拓和印章技术的启发下，我国古代手工业者终于发明了印刷术，对世界文化又作出了新的贡献，使图书生产在质和量两方面又产生了新的飞跃。

印刷术发明之初的唐五代，就有“八百纸”

“数千本”

“八万四千卷”

的记载。

书价大幅度下降。

据翁同文先生考证，9世纪到16世纪，手抄本和印本的书价比是10∶1（翁同文：《印刷术对于书籍成本的影响》，载台湾《“清华学报”

》，新6卷，第1—2期，1967年）。

宋庆历年间布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沈括《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

南宋周必大、元初杨古、清代翟金生等均用活泥字印过书。

西夏及元初王祯使用木活字，明代用来印家谱和邸报，清代金简用木活字印出134部书，仅及两部雕印书的成本，显示出活字版的巨大优越性。

明代锡山华氏和安氏的金属活字印书成果显著。

清雍正年间用铜活字印出10040卷的《古今图书集成》。

套版印刷起源于宋辽，至明代达到高峰。

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更在于打破了皇家贵族对文化的垄断，使广大的寻常百姓得以共享文化成果并参与文化交流。

他们同时也为印刷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