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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出版载体（第4页）

这段选文的意思是，圣王们又担心后世子孙不能知道有鬼神这点，所以写在竹简和帛书上，传下来给后世子孙看。

由于担心竹简和帛书被腐蚀、被虫咬而灭绝，后世子孙无法得到它来记诵，所以又雕琢在盘盂上，镂刻在金石上，以示重视。

这段选文除强调鬼神存在论外，最重要的是提到了先秦四种主要的出版载体：简、帛、金、石。

这说明在墨子时代的春秋晚期，竹、帛、金、石用作出版载体是并行不悖的。

这是先秦文献中比较集中地谈论出版载体的一段文字，值得出版研究者重视。

在这段关于鬼神存在的言论中，还涉及简牍帛布出版载体的一些缺点。

如虫蛀噬咬、潮湿腐蚀等都对简牍和帛书的长时间保存产生威胁。

金石载体在抗腐蠹方面的优势较为突出，但金石载体在传播便携方面又不及竹帛。

五、韩非（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战国时期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人，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

韩王之子，荀子学生，李斯同学。

与庄周并称为最得老子思想精髓之人。

韩非子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国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他将老子的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家思想融为一体。

《韩非子》共五十五篇，十万余字，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

选文大意是说，古代先王们将治国之道写在竹简和帛书上，由于这些治国之道顺应了自然之道和人伦之理，所以后世子孙都信服。

这段选文很好懂，从出版载体的角度看，“竹帛”

二字就是对竹简、帛书这两种在当时最为广泛使用的出版载体的合称。

选文更重要的意义是，指出了竹帛的出版载体对先秦时思想文化的传承发展和治国理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竹帛相较于甲骨金石等载体更方便后世的流传，让先人的思想精华得以继承。

除所选五则外，先秦还有一些零星的关于出版载体的记载文献。

如《诗经·小雅·出车》中有“王事多难，不遑启居。

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意思是：王命之事多危难，很难有安闲的时候，我难道不想回家与家人团聚吗，是害怕史册简书把我记载成逃兵呀！

学界认为这首诗是公元前8世纪周宣王时代的诗。

那么，简书在公元前8世纪已被广泛使用应是不争的事实，结合所选五篇选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简牍这种硬质出版载体的发明可能在商代前期已经出现了，因为记载“殷革夏命”

这样的历史史实一般会在一个朝代建立之初出现得较为频繁；简牍在周代应该已经是较为常用的出版载体了，否则诗人不会将其与史书同日而语；到春秋战国时代，简牍载体已经发展到了极为成熟和繁盛的状态，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出版载体形式。

通过对先秦时期五则出版载体的原著选读，我们可以看到，一是先秦硬质出版载体类型的丰富，从金石甲骨到竹简木牍，出版的形式丰富多样；二是载体制作技术的成熟，体现在简牍形制的成熟，青铜钟鼎等金属载体制作工艺的精良，石刻碑铭载体制作工艺的成熟，这使得我们在21世纪仍能有幸看到先秦时代的一些出版遗物；三是简牍这种先秦时期的硬质出版载体出现的时代可能比我们现在普遍认为的春秋战国时代要早很多，而且简牍本身的书制形式又分为桌上摆放的“典”

和一般存放的“册”

两种形制。

这些先秦时代的出版载体的原著选读，为我们提供了透视先秦出版载体的多重意蕴和多维视角。

（周家翠）

[1]题目为编者所拟。

[2]有册有典：册和典都是指记录史实的文献资料。

“册”

是简牍的象形形制，“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