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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出版技术（第2页）

是墨子探讨的一种社会伦理思想，即爱不同的人和事物，选文即是对“兼爱”

思想来源和权威的一种探讨，即墨子认为其“兼爱”

思想并非毫无依据，我们可以从选文看到，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是自先圣六王就亲自实行过的。

而怎么知道先圣六王亲自实行了呢？墨子说：我并不和他们处于同一时代，能亲自听到他们的声音，亲眼见到他们的容色，我是从他们书写在简帛上、镂刻在钟鼎石碑上、雕琢在盘盂上留给后世子孙的文献中知道这些的。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这短短的一句话看到先秦时期出版载体的丰富性，如选文中提到的简牍、绢帛、钟鼎、石碑、盘盂等，它们在思想文化的传承中起到重要作用，墨子从这些硬质载体上的文字记载读到了古代圣人对“兼爱”

思想的实行，支持个人兼爱非攻思想的发展，隐约可见出版载体的不断丰富发展，对先秦思想文化的发展繁荣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次就是从文中“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槃盂”

的语句中看出当时书写和雕刻是在先秦出版活动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手段，这也是最为原始的出版技术，而手写和雕刻的技术也一直流传至今，所以古代常把从事文字工作的人称作“刀笔吏”

。

我们在关注当下数字出版、虚拟出版、人工智能出版、大脑意识出版等新的出版技术的同时，也需要关注最原始的出版技术对现今出版文化的影响，比如“书”

“镂”

“琢”

等古代出版复制技术。

二、关于《考工记》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不同看法。

该书主体内容编纂于春秋末至战国初，部分内容补于战国中晚期。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考工记》是齐国的官书，作者为齐稷下学宫的学者，这部书是齐国政府制定的指导、监督和考核官府手工业、工匠劳动制度的书，内容涉及当时手工业的各种规范和制作工艺，它是中国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

这是先秦记载青铜出版载体制作技术的较早记录。

选文是对齐国工匠分类的讨论，大意为，冶炼金属的工匠有六类，分别为：筑氏、冶氏、凫氏、栗氏、段氏、桃氏；其中筑氏掌治含锡量多的青铜器，冶氏掌治含锡量少的青铜器，凫氏制作乐器，栗氏制作量器，段氏制作农具，桃氏制作长刃的兵器。

此外，选文还提到，用合金有六种不同比例的制作方法，一种是把合金分为六等份而锡占六分之一，叫作钟鼎的比例；一种把合金分为五等份而锡占五分之一，叫作斧斤的比例；一种把合金分为四等份而锡占四分之一，叫作戈戟的比例；一种把合金分为三等份而锡占三分之一，叫作兵刃的比例；一种把合金分为五等份而锡占五分之二，叫作书刀的比例；铜锡各占一半，叫作鉴燧的比例。

在这段针对各类金属器具的讨论中，作者认为青铜载体在众多载体中是承载文字最长久、最可靠的，从文中可知，单是青铜器的制作就分两个工种，分别为筑氏和冶氏，此外青铜载体的制作的成熟以及当时金属冶炼技术的先进也得以充分体现。

而研究青铜出版载体与石质出版载体，在中国被称为“金石学”

。

三、选文大意是说，书刀长一尺宽一寸，把六把书刀合在一起就能围成一个圆形。

这是强调书刀刀脊弯曲弧度，每把书刀弧度为16圆弧。

书刀要求刃口始终像新的一样，即使锋口磨损了，铜质还是没有瑕疵。

前文提到了青铜载体在制作工艺上不同比例的调整，本段选文主要是说书刀的制作与使用。

关于书刀的作用，一是由于先秦时期纸张并未发明，因此存在书刀作为刻写文字工具的可能性，二是竹简木牍在春秋战国时期使用到的出版载体中居主要地位，书刀也可用于削去那些写错的字，三是通过书刀刮削出竹简木牍的形制。

考察战国、秦、汉墓葬与遗址中考古发现的书刀，皆无类似现今刻刀的形制，似乎都无法用于在竹木上刻字。

尽管如此，现在无法据此而否定有刻字书刀及刻字简牍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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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文中可以看出，书刀不仅得以应用，并且还有较高的质量要求，体现在“欲新而无穷，敝尽而无恶”

，“刻”

是先秦的一种主要出版手段，不论是龟甲兽骨还是青铜金石，都需要通过刻来将文字、图画等出版符号与不同的出版载体相结合，当然刻写的这种方式，存在着刻写不便、携带不便等弊端，但这不妨碍这种雕刻手段成为一门工艺，在我们现在的出版活动中仍有较为广泛的应用，如刻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