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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 四库全书总目总叙（第5页）

浙本底本为文渊阁藏本，是《总目》第一刻。

后来《总目》又经修改完善，直至乾隆六十年（1795）始竣刷印装潢，是为殿本。

同治七年（1868），广东又以浙本为底本翻刻，是为粤本。

以上三个版本，浙本流传较广，殿本则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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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注重科学分类，主要有经、史、子、集四大部，四十四类，六十七个子目。

经部有十类：即《易》《诗》《书》《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以及小学，此部分包括群经以及小学之书。

史部有十五类，主要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类，此部分包括记事之书，以及史体考辨和评论史实的专著。

子部有十四类，即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此部分包括那些六经之外能成一家之言的书籍。

集部有五类，即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凡诗、文、词、曲，散篇等均入此部。

《四库全书总目》以其博大的编撰视野和方略，彰显了编者的意图和智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方面给读者以启示。

郑樵认为，古人编书要究本末，探源流，做到这些，读者才能易学易求。

该书作为学术资料汇编，亦展示了自身的经营用心，各部都有总叙，每一类还有小序，在一些子目后还有案语，交代著述的源流以及分目原因，还对每书进行介绍，其中会涉及作者情况、著述得失、文章考证等。

以上这些都给读者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促进了清代学术考据学的纵深发展，对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研究都有重要贡献，开启了新一代学术探究之风，更带来了丛书出版的进一步繁荣。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叙以历史变迁的角度，述说了经学的发展，认为六经经过孔子的修订，没有需要后人补说的地方，后人能讨论的，只是解说经书经注，同时还指出经书从汉以后，对其研究的风尚体现出六种倾向：即汉代“及其弊也拘”

，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及其弊也杂”

，宋代“及其弊也悍”

，明代“及其弊也党”

，明代后期“及其弊也肆””

，清代“及其弊也琐”

。

汉代儒者对经书的传授恪守传统，都虔诚注重师承。

曹魏时期，王弼、王肃等对汉代儒者的解释持不同意见，怀疑之风兴起，中间经过孔颖达、贾公彦、啖助、赵匡，一直到北宋孙复、刘敞等，逐渐对儒经持自己的观点和解释。

宋代，洛学和闽学继起，理学昌盛，开始抛弃汉唐的经书注释，学风更加彪悍，变革意识更加凸显，其中代表就是王柏等人。

明代排斥异己的学术思想渐起，各家纷纷开宗立派，学术上狂妄恣肆的学风开始蔓延。

随着空谈义理之风的大盛，也带来了对经书主观臆断学术研究倾向的反思与批判，清代不少学识渊博的儒者开始引用汉唐经学家的旧注来纠正理学家在字词章句考订方面的偏漏，促进了清代考证学的发展。

自汉至清，经学发展分两派，一是“汉学派”

，注重考据和文献；二是“宋学派”

，注重义理，以及哲学探究。

对于经学发展过程中的成绩与疏漏，该文给出了正确的做法，即消除门户之见，互相学习，彰显公理，认为经学是天下的道理。

最后，该文指出经部丛书提要的编撰原则，即检验参考众家学说，采取持平态度，对各书的面貌给出中肯的评价。

叙文虽然短短几百字，但是其中包含了对中国经学史风貌的准确勾勒，对经学发展核心内涵的揭示，彰显了学者的学术判断，具有高屋建瓴的学术洞察。

同时该叙文包含了编者的编书意图和方略，这些都为丛书的编撰提供了重要启示。

选文《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提出史书的编撰二例，即《春秋》和《左传》，认为撰述莫简于《春秋》，考证莫详于《左传》，应该根据资料来考核、证实、说明文献和历史。

“撰述欲其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