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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知幾叙事“简要”
的说法一致。
《总目》在评价《三国志》时认为“简质有法,古称良史”
,认为好的史书应该以简练的文字表达丰富深刻的内容。
“考证则欲其详”
是对“考证”
作出的要求,即在史书书写中要有实证文献,如果他书没有记载重要的史实,则需要留意他人相互校验的内容;对于史书记载,尤其是正史记载,要详细考证,认真书写,以便传于后人。
儒者喜欢说夸饰之语,喜欢舍传而求经,这种说法不通,就算是通,也是私自求助于传,并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例加以说明,指出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都是参考纪传;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都是参考诸志;曰史评,则是参考论赞。
在谈到私家记载时指出,宋明时期多私家记载,这与时人好议论,且存门户之见有关。
通过该叙文能看到编者对历史材料占有的强调,大量材料在丰富历史事实的同时,还能为历史考证提供参照。
编者以《资治通鉴》为例,指出“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
,正是由于这些丰富材料,司马光才能“先为《长编》,后为《考异》”
,最终写成“绝作”
。
在大量取材的同时,还要精选材料,这也是《总目》的一个选择史料原则。
这些方略是清代自顾炎武以后,学术界注重考据,讲求实学的重要体现。
选文《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以宏观视野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的倾向,“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
表明了编者的学术判断。
子书是我国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
子部总叙中回溯了子部目录的源流,“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
。
《汉志·诸子略》将诸子分为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个子目录,而《隋书·经籍志》子部将《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兵家、数术、方技四略合并到一起,分成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法、天文、历数、五行、医方,共十四小类。
该叙文提到子部主要有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这与《隋书·经籍志》的分类相似。
在诸多分类中,编者有自己的倾向,认为儒家为上,其次是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进而指出以上各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
,同时认为类似百家方技的术数,以及游艺之类的艺术这二家,均为“小道”
。
此种判断,足见编者对儒家、法家、医家、天文算法的重视,以及对术数与艺术之类的贬抑。
虽然编者认为子部并非所有都有价值,甚至或有“门户之私”
,但是其仍可与经史互为参照,即使与圣人不合,仍然可以存留下来作为对照,并引以为鉴。
叙言提到子部的编选立场,即“广泛收纳而谨慎择取”
。
从这个角度而言,子部正是经史部分的有益补充。
选文《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叙,以历史发展的角度叙述了集部总集、别集、诗文评等类的演变历程。
按照刘师培的观点,六朝之前,文集名称并未确立,《汉书·艺文志》记载颂、赋、诗一百家,都不曾言集。
文集之称,开始于梁阮孝绪《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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